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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 阅读记录
勃列日涅夫走中间立场是他唯一的选择，既不敢进攻贫弱的中国，又要在边境派驻大量装备核武的部队来显示实力，在此情况下，当然还有另一个手段，就是采用老道的外交谋略，来实现自己无法达到的真实目的，所以柯西金的北京会晤便迫切地登台亮相了。
柯西金的北京会晤，是苏联领导人采取了缓和中苏关系的有力措施，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苏联在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也在欧洲，仅半年后又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其国际形象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已大受损害。中苏两国共同支持的援越抗美救国战争仍在激烈进行，对华发动战争等于是在支持越南的兄弟背后开刀。另外出动大量军队去进攻中国，也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这位军事天才的直接指挥下，胆敢冒进必然会陷入战争的泥潭。出于种种原因的考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９月上旬赴越南参加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去吊唁的中共代表提出要在回国时“途经”北京(实际上柯西金去越南选择的是经印度、缅甸、老挝的航线)，要求同中国总理举行会谈，但遭到谢绝。９月１１日，柯西金在访越回国途中，经过千幸万苦，终于实现了同周恩来进行面对面的会晤，虽然柯西金只是在北京机场作了短暂的停留，但双方达成了谅解，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在柯西金与周恩来会晤后，１０月５日，林彪刚过完国庆节就去视察张家口防线。正式动身的这一天是上午８时，林彪、叶群驱车到达机场，除了吴法宪、郑维山、阎仲川、马卫华之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赶来为林彪送行。张家口是北京西北的要塞，是首都安全的屏障。那里曾是当年平津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场，附近地形险要而复杂，林彪此行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此项行动虽然算得上是绝对的保密，除了毛泽东以外连周恩来都未打招呼，但林彪的张家口之行，涉及地域之广，人员之多，其消息必然会传到莫斯科。事实也是如此，苏方随即通知中国方面，说已对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没有必要再与中国政府换文。这一改变，苏方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当然，经过中苏总理的会晤，双方都采取了缓和边界局势的措施，在边界，双方军队从此不再互相射击，苏联边防军人也不再进入有争议的珍宝岛、七里沁岛等地。由于中苏局势的紧张关系，必然会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事实上美国已经着手改善了对华政策，为了防止在全球战略中失去有利地位，美国提出尽快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一建议得到中国方面积极响应。这样，中、美、苏三国的关系如同基辛格所总结的：“到了１９６９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变成三角关系了”。
计划安排中苏边界谈判在１０月２０日的北京举行，在苏联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中共高层估计苏联可能以谈判为掩护实施突然袭击，于是在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散，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和大多数老领导都被分散安排到外地，解放军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国内各城市进行的疏散又和上山下乡结合在一起，总计有上千万城市居民被送到农村落户。１０月１５日，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会议，对疏散工作做了具体安排。１６日至于１７日，疏散工作紧张进行：
毛泽东去武汉。
林彪去苏州。
朱德、李富春去广东。
陈云、邓小平去江西。
聂荣臻去河北省邯郸。
叶剑英去长沙。
被列为“项目”审查对象的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人也同时被疏散到外地，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黄永胜。
林彪的“一号令”在“９.１３”后曾被批成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说是林彪想看看自己呼风唤雨的本事灵不灵，看看部队主要领导人对自己发号施令是什么态度。“一号令”还被批成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说是想一箭双雕，既作一次“政变的预演”，又想借“战备”之名迫害老干部，把一大批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统统赶出北京城，好腾出手来整死刘少奇、陶铸等。这究竟是谁在颠倒黑白，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斯大林的离间计
"９.１３"事件发生了，林彪死了，而英明伟大的毛泽东是怎么事先发现他的反革命计划的？如果说是毛泽东提前发现了《“５７１工程”纪要》，这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在林彪死后才找出来的证据，二是《纪要》所涉及的时间在开始“批陈整风”的运动之后，期间已经发生北京军区的改组和李先念被派到中央军委办事组等事件，也就是说先动手的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而“设立国家主席”一说更不可能，设立国家主席只是关系到中共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毛泽东不看重这个职务，林彪即使黄袍加身也不会看中这个位子，连与林彪保持着距离的周恩来、康生、陈毅、汪东兴、许世友、钱学森、郭沫若等人都在庐山上赞同设立国家主席，可想而知，赞同“设立”的出发点是从树立国家形象，维护民族利益来考虑的，而不是代表那个私人的阴谋。当然，与“阴谋”对立的是“阳谋”，有时在人们头脑中的概念是恰恰相反，毛泽东如此坚决果断地力排众议，否认设立国家主席一职，这里面有没有无法公开的阴谋，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设立国家主席只不过是毛泽东发动倒林运动的一个借口而已。另外，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审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件时，据１９８０年全国人大特别法庭举出的证据曾提到：“９.１３”前期，已经有军队开始南下调动，并以此作为林彪调兵南下，准备反叛的证据。这不又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当时的中苏关系与１９６９年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时的情况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１９７１年的中苏、中蒙关系已较两年前明显缓和，苏、美两大国都已经采取了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举措，此时再在北部边境驻扎百万大军，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即使林彪调兵真的是准备南下造反，由于中共军队没有发生反叛的客观事实，如此捕风捉影式地捏造罪名，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林反目为敌的呢？在姚明理写的《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提醒了我，倒不是因为标题如何醒目，而是姚明理本人在未写完这部作品的时候就谢世而去，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是个半成品。正因为是个半成品，才引起我的好奇，姚明理在未完成的作品中提到了林彪不愿意调起中苏战争一说，但是他又提出毛泽东对林彪准备采取行动的三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周恩来总理汇报吴宗法的关系材料，这个材料说吴宗法是林彪、黄永胜派遣的，专门联系对苏联战争的特务。
这个姚明理是什么人，什么来历，我一点也不清楚；吴宗法是何方神圣，本人更无法去核实；周恩来汇报的材料是那来的，本人也无法去考究。但是，即使姚明理是胡言乱语，“吴宗法”是凭空捏造，周恩来的材料是子虚乌有，但姚明理提出的观点却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如果林彪、黄永胜参与派遣吴宗法一案的证据确凿，杀黄永胜的头就绰绰有余，给林彪定个十恶不赦的罪也能名正言顺，可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吴宗法”这条罪名，而且在监狱服刑的反革命集团成员中里最顽固不化的首推黄永胜，他直至患癌症去世，也没承认自己犯过什么罪，这不禁使我想起满清皇太极施反间计凌迟袁崇焕一事，难道历史的悲剧真的会重演？
早在１９５０年２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就施过离间计，这其实应该是高岗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高岗在解放战争时任东北局副书记，林彪入关后成为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５０年代初，高岗奉调进京，号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同时兼任的职务有：国家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高岗长期在东北工作，与苏联关系甚密，得到苏共高层领导人的高度“器重”，他为红军立足陕北，为中共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国后东北的工农业能大力支持全国经济建设，为抗美援朝等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拥护毛泽东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对他也同样器重有加，曾作过“林（彪）不如高（岗）”的评价。但是，高岗正因为在苏联的“支持”下，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的政治较量中，反而失去毛泽东的信任而败北，最后被迫自杀于狱中。下面就是斯大林献计的一段史实（笔者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叶子龙回忆录》P２０１）：
在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一天晚上斯大林来别墅会见毛泽东。他把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东北铁路系统苏联总顾问柯瓦廖夫写的《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的秘密报告交给毛泽东。报告说中共内部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这引起了毛泽东对高岗的关注斯大林密交给毛泽东的报告，从表面上看支持的是高岗，反对的是刘少奇，可在毛泽东手里所起到的作用正好相反。这份密报提交的地点是莫斯科，时间是在１９５０年初，如果按斯大林的暗示，刘少奇就是亲美派。可高岗与刘少奇比起来，究竟是谁更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