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西郊机场看飞机
10月1日凌晨两点半左右,我们来到西郊机场办公区的一座主楼前,楼内灯火通明,有几个人已经等在楼门口。经杨德中政委介绍,得知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一位是空司的参谋长梁璞,一位是空军西郊机场专机师的政委马兰藻。走进楼内坐定,在场的服务人员都十分贯注地看着我们,对我这个惟一穿便衣的,他们似乎有些诧异。从他们严肃的表情和紧张的眼神里,觉察得出这里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气氛。
李耀文代表指着我向这两位负责人说:“这是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孙一先,他同驻蒙古大使一起去视察过飞机坠毁现场。”他们两人注视着我点了点头。然后,杨德中冲着梁璞说:“你先讲讲吧。”
这位梁参谋长翻开本子,照提纲讲起来。大意是:9月12日傍晚7点40分,“256号”起飞去山海关机场,机上装油约十五吨,按规定“三叉戟”满载油量为二十二吨,续航力五小时(其中包括一个小时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时耗油四吨半。“256号”飞山海关,虽然只有半小时,但起飞用油较多,大约共耗两吨半油。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前,未来得及加油,就是说,“256号”13日凌晨零点32分起飞时,油箱存油顶多十二点五吨。到蒙古温都尔汗一千一百公里,加上出境前在内蒙古上空绕了一下,大约共飞行两个钟头,因飞行高度三千至四千米费油较多,总耗油量九吨半至十吨。这样计算,“256号”坠毁时,机上还有油二点五吨上下。
梁参谋长从机上油量讲起,而且讲得那么具体,却没有涉及乘这架飞机的人们,看来事前杨德中打了招呼。他讲“256号”是从山海关起飞去蒙古的,这就说明了总理在听我汇报时,用手掌在地图上从山海关到温都尔汗猛画一道线的含义。虽然没有人对我明讲,但我已完全清楚了这架飞机是叛逃的。
杨政委要我讲讲“256号”的现场迫降的迹象。我简单讲了讲降落区情况,草皮被擦光成“S”形的痕迹和右边不远的浅沟,以及擦地痕迹消失,然后才是解体的飞机残骸和燃烧区。梁参谋长听说飞机是在蒙古草原上,擦肚皮着陆后起火爆炸的,显得有些出乎意料,插话说:“那天午夜没有月亮,能找到这么块平地野外降落,难度是相当大的。驾驶员是师副政委潘景寅,这人驾驶技术比较高,1970年从巴基斯坦买这批‘三叉戟’飞机,是他带队飞回来的。”
接着,我讲了一下对飞机坠毁爆炸的初步分析。他听完我的讲述,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说:“飞机迫降时可能速度较快,又向右倾斜,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陆,猛擦地面一震可能就飘了起来,所以擦地痕迹不见了。”接着他又强调:“这种飞机机翼和腹部都有油箱,因为机翼较短,主要油箱在腹部,一擦地皮油箱必然着火。”
最后,梁参谋长还补充说,“256号”进入蒙古上空,蒙古境内无论蒙军或苏军的雷达站都没有什么反应,只有蒙古一个边防站天亮以后才向边防总队报告说,凌晨2时曾发现一飞行目标在二连以东的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境。
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一同乘车到机场停机坪。各种照明灯都打开了,坪上如同白昼,远远看去,一排十多架大型飞机,整整齐齐停在那里,每架都套上机罩,而且周围放了拒马,有至少一个班的陆军战士在荷枪巡逻。我纳闷为什么陆军来警卫空军机场?没容得我多想,汽车已开到靠近中间的一架飞机前。
杨德中命令掀掉机罩,一架完整的“三叉戟”出现在面前,机号是“252号”。梁参谋长说,这是“256号”的姊妹机,同批买回来的。他循着机头一部分一部分地讲解起来,特别指明油箱的位置。我问可否进到机舱看看,他说不行,已经打了铅封。
去西郊机场看飞机(2)
来到机翼下面,我一看恍然大悟,“中国民航”四个大字(同“256号”一样是总理的笔迹)写在右机翼,方向朝着地面,字的顺序是由翼尖往里排,“航”字正好在翼根处。那么,失事现场机头左边二十米远的那截残翼,自然是右机翼的内展部分,“航”字旁边那个大洞是朝地而不是朝天了。而且,这还确证了飞机在爆炸前飘了起来,在空中翻了身,所以右翼折断到左边。我高兴地认为找到了根据,并不排除飞机被导弹打了一下的可能性,尽管翼面没有打穿。我向李代表说明了这个“发现”,几人就一同来到右翼下面,我指出那个洞是在“航”字的旁边,洞口是朝向地面。可是,梁参谋长并没有支持我的观点,而是兜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说:“这里正好是一个检查孔,是检查电路和油路用的,里面有一个油箱,要不要让机械师打开看看?”李耀文考虑了一下说:“算了,事情已经比较明白,‘256号’右翼根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往里翻。”杨德中听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当然是白高兴了一番,李代表的分析看起来无懈可击。
接着,大家走到左机翼下面,仰头看到翼面上“252号”几个大字,是从翼根处往外写的,这使我弄明白,坠机现场一截翼尖上有“56号”字样的残骸,是“256号”飞机的左翼,在翼根处把那个“2”字炸没了。最后,我们走到机尾,它高高耸立着,五星红旗在灯光下十分鲜艳。这不禁使我心酸,它的姊妹“256号”的机尾,将永远孤独地斜卧在异域的沙场了。
离开西郊机场返城时,已是10月1日凌晨5时。李耀文直接回家,杨德中去人大会堂,让我与他乘车同行。他在车上对我问长问短,完全是谈家常式的,既亲切又热情。
车开过西长安街的府右街南口,看到从人大会堂开出一辆红旗轿车迎面而来。司机跟杨德中说:“总理回家了。”啊,总理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时已是黎明时分,洒水汽车已沿长安大街忙碌起来,天安门前观礼台下的花坛,五彩缤纷的鲜花迎着晨曦盛开。第二十二个国庆日来到了。虽然前几天从上面传达下来,为了增产节约,今年的庆祝活动分散在各个大公园中举行,不搞天安门前统一的检阅和游行,但是,节日的气氛仍然是浓重的。
在车上,我计划早饭后去天安门广场漫步一番,可是回到招待所,倒头便睡到了中午。睡梦中,一会儿西郊机场,一会儿天安门,又一会儿似乎出现了“256号”那个机尾,……乱七八糟漫无头绪地搅和在一起。
后来得知,杨德中把我送回外交部招待所之后,立即去向总理汇报了西郊机场看飞机情况和对“256号”机翼上那个大洞的分析。据总理的卫士高振普说,10月1日中午,总理亲自到西郊机场看了“252号”飞机,肯定了李耀文关于“256号”机翼大洞形成原因的分析。总理虽然在十天之前就做出了“256号”三叉戟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但他一定要究根揭底,弄个明白。这种精神是多么值得敬佩啊!
震惊和思考(1)
震惊和思考
国庆节两天假期过得颇不寂寞,我的妻子带着孩子前来招待所看我,驻蒙古使馆先后回国的同志也来叙谈。他们有的人问我究竟回来干什么,送文件怎么会被“隔离”起来。我开玩笑地说:“烛影斧声,千秋疑案”。的确是,两周来,许多现象扑朔迷离,思想认识虽有所前进,但总觉得这个谜很深,难以猜透。我这个人好联想,但却想不出个明确结果。
10月3日下午,接电话通知:4时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我到礼堂时已黑压压坐满了人,我插入前几排办公厅的干部中间就坐。韩念龙副部长宣读《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啊,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我继续听下去。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他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古、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我眼前不由得出现了失事现场那九具尸体,晃来晃去,使我一阵阵头晕恶心,对《57号文件》后面几段话几乎没听进什么,只是注意了文件时间是9月18日,正是我们从温都尔汗回到乌兰巴托,向国内发了视察现场的电报的第二天。
传达报告结束后,回到办公厅,王海容正好在那里,问我:
“这会儿清楚了吧?”
“清楚了,完全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