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疑案》第51章

　　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嘛。像这类历史上的问题，如果其他人的条目中不写，‘林彪’这一条目也可不写。如果要写，也要在肯定他历史上的功绩之后，再提到他在历史上也提过的错误意见。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他坐飞机外逃，机毁人亡，身败名裂，自己给自己做了结论，这要严肃批判，当然也是按照历史事实表述出来。总的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

　　黄克诚是党和军队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文革”结束后复出，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被打成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对待。“文革”中又受到林彪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他对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光明磊落，不计个人恩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仅使得对林彪的历史评价得以端正，而且对党史军史的研究编写也有重要的意义。

　　千古罪人，盖棺论定（1）

　　千古罪人，盖棺论定

　　“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外逃投敌，叛党叛国，成为千古罪人，在历史上这是盖棺论定的。《军事大百科全书》的条目，限于篇幅，没有罗列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以后所干的种种坏事，只侧重强调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事实上，林彪从一代名将到千古罪人的蜕变，在50年代特别是1959年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就已经开始了。

　　周总理1972年8月，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时说，对林彪要做具体分析，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他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1980年11月，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座谈会上讲：“由相信社会主义蜕化为法西斯主义，历史上是有的嘛”，“我看林彪一伙，也应该说开始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后来变成了封建法西斯分子”。

　　林彪为什么会蜕变?是怎样蜕变的?这是很多人思考的问题。依我所掌握的材料，对党内高层领导的斗争了解甚少，而且限于我现有的水平，很难把这个问题说透彻。我觉得中央党校于南教授所写《林彪集团兴亡初探》（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十年后的评说》一书）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于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1980年参加了中央专案组对两案（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罪行的审查，以及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审判。

　　于南教授在这篇长文中，首先强调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剖析林彪及其集团的兴亡。民主革命时期的林彪，虽然有一些错误，总的看功绩是第一位的。既不是像“文革”初期一些人吹捧的那样“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最忠诚、最坚定”，也不能像“九一三”后一些批判文章说的那样，什么林彪一开始参加革命就是投机，抱有篡党夺权的个人野心和反革命目的，在各个革命时期都犯有滔天罪行，似乎一生下来就是个坏蛋。要探讨林彪及其集团的兴亡，首先要了解林彪个人野心滋长的过程，要从林彪在建国后的发展变化说起。

　　于南教授分做几个时期对林彪进行剖析，我扼要转述如下。

　　建国初期，林彪一直休养，没做什么工作。1953年，他参与了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暴露出他有政治野心。那年10月，他在杭州养病期间，高岗特地到杭州与他串连，“商量”中央政府人选名单。当时党中央在做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高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阴谋计划改组国务院为部长会议，提出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高岗任党中央副主席，达到排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目的。为此，高岗还分别找陈云、邓小平谈过名单之事，拉拢陈云同他一起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邓认为这很不正常，都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而林彪既未向毛泽东报告，也未向其他领导人透露。他的老婆叶群还几次代他去高岗住处谈“政治”问题。11月末，林彪交给高岗妻子一封信，要她亲自转交高岗，不要丢了，也不要和其他人讲。高岗反党事件揭发后，叶群极力编造说，那封信是林彪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是危险的；当年在杭州看所谓的“中央人选名单”时，林彪曾批评高岗说这是非法的活动。其实，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林彪与高岗的某些活动有所察觉，并派陈云去做林彪的工作。但林彪隐瞒了许多和高岗勾结的重要情节，中央未予深究，使他滑了过去。

　　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个人野心开始膨胀。此前，在1958年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9月，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担任了这样重要职务，掌握这么大的权力，他自认为这回可有了实现政治野心的方便条件，个人野心就开始膨胀起来。他采取了骗取信任、网罗队伍、排斥异己这三个步骤，来达到篡夺最高权力的目的。于南写道：

　　骗取信任，主要是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在中国，在我党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毛泽东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情况下，林彪要想爬上去，进行篡党夺权，他就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最坚决拥护、最忠于毛泽东的人。他从各方面观察、揣摩、探听毛的心理、好恶、动向，赞成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讨厌什么，不喜欢什么人，这样来决定自己的言行。1960年后，林彪陆续提出了“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抓活思想”、“四好连队”等一整套“左”的东西，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为“大跃进”错误进行辩护的发言，使得毛对他的信任进一步增强。……在全党全军也留下了林彪是“高举红旗”、“好学生”的印象。林彪的影响和威望有了明显提高。

　　千古罪人，盖棺论定（2）

　　林彪的第二个基本策略，就是拉山头，搞宗派，网罗队伍，拉一帮人形成一个团伙，为他吹喇叭，抬轿子，充当打手。……“文革”初期，整海军主要领导干部时，叶群曾对李作鹏讲那人是反对“双一”的。李不解地问何谓“双一”，叶群说就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后来事实证明，林彪集团的骨干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他在红一军团和第四野战军的老部下。这不是偶然的。

　　林彪的第三个基本策略，就是使用各种手段，玩弄权术，诬陷忠良，排除异己，把他篡党夺权的障碍一个个清除掉。这首先是从军队开刀的。1959年，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就整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罗荣桓对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曾进行过抵制，遭到林彪的忌恨。罗去世后，“文革”一开始，林彪就指使人写大字报，揪斗罗的夫人林月琴。还用捏造罪名、栽赃陷害、突然袭击等卑劣手段，迫害了许多军队干部，甚至株连普通群众。当时第一个直接妨碍他篡夺最高权力的，就是掌握军队实权、身兼六个重要职务的罗瑞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罗对林彪的许多“左”的东西，进行过抵制和斗争，使林彪十分恼火，于是就采取种种卑鄙、阴谋手段，捏造罪名，加以诬陷和残酷迫害。罗得到平反复出工作之后，自己说过：“就因为我不听林彪那一套，我这个位置成了他篡党夺权的绊脚石。他压了我几次没压过去，就下了狠心，要整掉我。”

　　林彪整倒一个罗瑞卿，就打开一个缺口，便于他上下左右搞株连，继续扫除他篡权的障碍，并且进一步网罗队伍，为下一步与江青集团勾结起来打倒一大片做准备。

　　由于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1966年8月，在制定“文革”十六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一人之下众常委之上的党的惟一的副主席。其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在“大罢一批，大升一批，组织上要有全面调整”的借口下，肆无忌惮地整倒党政军的许多高级领导人。

　　1967年夏天，林彪利用军队文艺团体两派的斗争，把总政治部搞瘫痪；1968年春天，又利用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撤了代总长杨成武及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安排他的一些得力干将和亲信，据有军队的各个要津部门。之后，林彪决定改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还有叶群、邱会作、李作鹏，以办事组取代了军委，让当时在位的几位老帅完全靠边站。从而，以军队为基础的“林彪集团”正式形成。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一中全会选出的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林彪集团的成员占了十二名，林彪成了写入党章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军队的副统帅。障碍扫除，大权到手，名正言顺，羽毛丰满，林彪及其集团发展到了顶点。

　　野心无止境，权极必变。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一伙会前密谋串联，编选“称天才”的语录。在会上林彪带头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发言，集中攻击有人(实指康生、张春桥等)在讨论修改宪法的会议上，反对写“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此来打击江青集团，逼迫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