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疑案》第100章

　　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臆断。

　　◇陈励耘为什么要作伪证？！

　　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的"材料之二"页３中说："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三国四方会议"讨论过政变问题的重要人证，是陈励耘。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之外，还有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为什么中央文件上只有陈励耘的交代，而没有其他三人的交代呢？

　　原来，王维国在十几年的审查过程和法庭审判中，从没有承认"那是个会"，"只不过是几个人坐下来，扯扯"，"如果扯扯就算是会，文革中太多了"。"就是大家坐下来，解决一下团结问题"。

　　江腾蛟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下午３点的庭审中说："开始，陈励耘吃完饭后，林立果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们先谈谈情况吧，要他两个和我先谈情况，他说他有点事情出去一下，办完了再来。"江腾蛟好像十分吃力地回忆道。江腾蛟不知是有意把内容简单化，还是确实忘记了。（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４５３）

　　江腾蛟说到１９７１年到上海的问题时，据理力争说到上海确实是为了治病，不是去搞阴谋的。"三国四方会议"之前，林立果先找他谈，并说到上海找陈励耘、王维国谈谈，没想到搞阴谋等等。（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３８３）

　　周建平说，谈的都是解决团结问题的事。

　　也就是说，除了陈励耘以外，江、王、周都没有说"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陈励耘的"交代"，只是一个孤证。

　　陈励耘在专案期间，确实讲了一些"查无实据"的话。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的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陈励耘的一段录音："林说，庐山会议都是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搞坏的，丘八斗不过秀才，现在军队的日子难过啊。接着，他阴险地说，没有暴露的不能再暴露了。林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海有王政委，杭州有陈政委，我们很放心。最后，他对江说，王政委他是上海的指挥官，陈政委是杭州的指挥官，周付司令是南京的指挥官，还有你们的老政委，他负总责。"

　　对于陈励耘的这些交代，图们等专案人员，当时也"将信将疑"。其中有一部分，陈很快就"翻供"了。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P224中，对此有一段描述："陈励耘在'９１３'之后，不知是为了表示自己同林彪一伙划清界限而争取立功，还是有意把案情弄复杂，或是其它原因，他交代过一段情况：'自上海黑会后，我为给林彪政变做准备，积极建立机场武装营、扩建警卫部队，改装了伊尔-１０飞机等。'三月间，他向工作人员写材料说明这段是自己编造的内容。那些事都是根据上级战备命令，在上海黑会之前都搞了，与上海黑会无关系。"

　　根据上述事实，人们完全可以认为，陈励耘在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问题上，作了伪证！

　　事实也正是如此。陈励耘出狱后，笔者曾有幸走访过他，问及了会议内容。他说："那就是个解决几个人团结的谈话"。笔者问他，文件中有一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我在里面关了那么久，没完没了。不这么说，那还有个头？！"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陈励耘出狱后，记者许寅，采访过陈励耘（见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载本刊ｚｋ０２１２ｄ--编者），谈及了"会议内容"。归纳起来三条。（１）陈励耘谈了在杭州为林彪盖了一套房子的事。（２）空五军反空降战备工作的成绩（３）由九届二中全会，谈到反对和防范江青、张春桥抢班夺权的事。陈说，不过是扯扯，"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陈励耘真的讨论了"政变"问题，军检院给他的"免予起诉书"里，在犯罪事实方面，就不会对此，只字不提。军检院也不会对他作出"罪行较轻"，"免予起诉"的决定。

　　事情已经很清楚，中央文件那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话，是陈励耘在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环境下，逼、供、信的产物。因此，得不到与会其他当事人的证词的支持。出狱之后，陈本人对此也翻了供。

　　被逼无奈，不得不作伪证，就是陈励耘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此，我们想告诉所有在专案学习班被逼作过伪证的人们：在涉案人员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环境下，进行搜集证据的活动，都是非法的活动！这样搜集的所有证据，都是无效的证据！人们完全有理由推翻过去的"供诉"，还事实的真实面目！

　　纵观林案，在好几个关键问题上，都是采用了"孤证"和"口供"，作为证据。比如"５７１工程纪要"，只有李伟信"半个孤证"；林彪叛国投敌，靠的就是李文普的一句"孤证"。"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是靠了陈励耘一个人的"口供"，一个"孤证"。这样办案，是违反"轻口供，重证据"的取证原则的。结果，人家一翻供，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林彪事件中，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

　　众所周知，在林彪事件中，受打击最大的，是毛泽东本人。林彪事件，不仅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而且彻底摧毁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的崇高地位。为了挽回"大厦将倾"的厄运，"四人帮"，在当时的"中央文件"中，凭空捏造了"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又在文件中，拼命鼓吹毛泽东在９。１３前，如何"神机妙算"地躲开了林立果的"追杀"，顺利"瓦解"了林彪的"武装政变"。

　　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军事上的"神机妙算"，都来自于"知己知彼"，来自于准确的情报。舍此，毛泽东要成功地躲开"追杀"，是不可能的。

　　于是，人们要问，毛泽东的"准确情报"，来自何方？！毛在林彪、林立果身边，有没有"卧底"？从"文件"中，关于当时毛泽东与林立果之间"环环相扣"的，几乎是"捉迷藏"似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情节看，没有"卧底"，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在"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毛泽东要在林彪、林立果身边，"物色"几个"卧底"，是轻而易举的！

　　那么，谁是毛泽东的"卧底"呢？我们的视线，很自然地就落在了那几个在林彪事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身上。他们就是：（１）上了直升飞机，却在关键时刻，"死里逃生"的李伟信，（２）赶到了山海关飞机场，却"鬼使神差"地没有和刘沛丰一起上２５６飞机的程洪珍，（３）从林彪逃往机场的座驾上，"突然"跳下车，并自伤一枪，从而"捡回一命"的李文普。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他们都是林彪和林立果身边"重要"的"小人物"。请注意："卧底"的最佳人选，就是这种"小人物"。因为只有"重要"，搜集的情报，才有价值。只有"小人物"，才具备"卧底"人物的隐蔽性。

　　李伟信，从职务上说，不过只是空四军的一位由普通干事，刚刚提拔上来不久的文化处副处长。开始时，主要负责为林立果收集"毛泽东像章"。但是后来，他负责着照顾林立果的日常生活。与林立果几乎是"形影不离"。程洪珍是空军党办，也是由秘书，刚刚提上来的副主任，职务也不高。但却负责着林立果的文件收发工作，相当于林立果的"机要秘书"。李文普是林彪的贴身保卫参谋，一年３６５天，不离林彪左右。这三个人，实在都是是"卧底"的"最佳人选"！

　　其次，这三个人，确实在林彪疑案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李伟信是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半个人证"。据他说，"林立果搞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草案。于是，法庭就认定确有其事！关于李伟信，还有一件特别"蹊跷"的事。就是在林立果烧毁了"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内的全部文件后，李伟信和他的弟弟，竟然"鬼使神差"地来到"秘密据点"，并在里面逗留了一个来小时。必须指出的是，李伟信是在林立果烧毁文件后，唯一去过那个"秘密据点"的人，他意欲何为？！联想起事发几天后，那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该据点中，轻而易举地从桌子上，拿到那本历经"火光之灾"，仍保存完好的记录有"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笔记本的事，不由使人"匪夷所思"。人们把它和李伟信的"偶然光顾""秘密据点"的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是不足为奇的！程洪珍有一本笔记本，据"文件"披露，也是在"秘密据点"里缴获的。该笔记本，记录了闻名遐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也成了"重要旁证"。程洪珍没有参加"三国四方"会议。法庭置四位"直接当事人"的证言于不顾，却采信他的笔记内容。可见，他在法官心中的地位。李文普是"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的唯一"孤证"。正是他，提供了"林彪问：到伊尔库斯科，需多少时间"的重要情节。法庭"违反常理"地采信了他提供的"孤证"。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看到，林彪疑案的关键情节："５７１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和"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竟然都是由这三位"小人物"提供的"孤证"，来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