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倒没觉得怎样,就是心里有点儿空荡荡的,感觉失落得很,像断了线的风筝那样乱忽悠,总是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这样的感觉让我很沮丧,有时候会半夜哭着找我妈。我爹常常搂着我一岁大的弟弟呵斥我,哭啥哭?人家你弟弟都不哭呢……说着说着自己就流下了眼泪。我爹拉得一手好二胡,我经常在半夜听见他用一种压抑的声音在拉二胡,像野猫叫。杨远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几乎是闭上的,我怀疑他是不是在自言自语。我小时候很听话,六七岁就可以帮我爹照看我弟弟,甚至还会喂家里养的一群鸭子。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村里的几个叔叔把我爹抬回家来。我爹的眼睛上缠着很厚很厚的绷带,我看不出他的表情,只记得他躺在床上直哆嗦,他的手把炕沿上的杠子都抠下来了,指甲翘得老高,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我很害怕,抱着弟弟躲在炕旮旯里,不敢看他……是啊,我害怕,怎么能不害怕呢?我是第一次看见我爹的脸扭曲成那样。后来我才知道,我爹的一只眼睛瞎了,好象是被人用石灰给揉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谁干的,因为什么才这样对待他的,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我没有打听,因为我爹不让我打听,他说:你要是还孝顺你爹,就永远别去问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小,真的没打听。后来长大了,我还是知道了一点儿内幕……我很茫然,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复仇。那一夜,我爹把我和弟弟拥在怀里,颤抖了好长时间,我觉得他要把我俩勒进他的肉里去了。夜深了,我爹就让我抱着弟弟去了另一间屋子,他自己坐在炕上唱戏,是很悲的那种。我记得,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像是要从天上掉下来一般;那晚也很冷,冻得我和弟弟瑟瑟发抖。我弟弟感冒了,发烧得厉害,我爹起初没在意……是啊,他怎么会在意呢?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炕上,除了偶尔冒出一两句悲伤的戏词,一声不吭,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死了?于是,我经常偷偷过去探他的鼻息,我害怕他真的死了,万一他再死了,我和弟弟就没有一个亲人了——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是唯一的外来户。当我知道他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死掉以后,就开始关心起我弟弟来,我没命地给他灌凉水,我听别人说过,发烧以后应该使劲喝水。再后来我弟弟就傻了,也就是现在说的弱智了。说到这里,杨远突然停下了,凶巴巴地横了我一眼:“小子,你伸什么舌头?”我哪里伸舌头了?这么凄惨的故事我伸那玩意儿干什么?我连忙坐正了,冲他点点头:“远哥,别打岔,我在听呢。”杨远轻轻叹了一口气:“唉,我知道你不愿意听我说这些没意思的……”我连忙辩解道:“哥哥,你可冤枉死我了,不愿意听我是孙子。”我知道我接受的任务是什么,不就是十天半月的工夫吗?很快你就上你的路了,爱说什么你说就是了。其实,我真正关心的是他在监狱里的那段经历……得,先让耳朵受会儿累吧。我挪过去,给他揉着肩膀,腆着脸鼓励他:“远哥,你讲得太好听了,听得我热血沸腾,请继续。”“你奶奶的,算我倒霉……”见我耳朵上还夹着他的烟,他伸手给我弹了出去,“不好好听就别想抽我的烟。小子,你说吧,想听什么?是不是想直接听蹲监狱的那一段?那我就打发你个满意……把烟给哥哥点上。”点上烟,杨远的眼圈恢复了正常,把脑袋靠到乌黑的墙面上,目光开始迷离起来。兄弟,你知道83年的严打吧?我就是在那一年踏上劳改之路的。因为我家的户口是非农业人口,当我十六岁够了上班的年龄,就在市第三机械厂就业了,那是 1982年的冬天。尽管我的户口是城里的,可那时候我很自卑,因为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人。所以我办任何事情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别人耻笑。尽管这样,我还是经常被人大声呵斥,甚至有人曾经当着我的面喊我“老巴子”,声音高得吓死驴。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搬到了城里的一个街道。我爹在一所学校里当教师,我弟弟傻得不成样子,整天流着口水蹲在门口晒太阳。我很心疼他,下了班就把他抱进屋里,给他讲一些开心的故事听。我总是觉得,我弟弟的傻是由于我的疏忽大意造成的。我有一个要好的同事叫李俊海,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农村来的,是个一根筋脾气。有一次他被人欺负了,气哼哼地对我说:“杨远,咱不能这样窝囊,咱得联合起来跟他们干。”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想法,我很清醒地知道,依我当时的处境,想要真正被人瞧得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狠起来,让他们都怕我。可是究竟让他们怕了以后再干什么,心里也没谱。那时候,我的头脑简单得很,只想早一天摆脱受人欺负的处境,做个受人尊敬的人。我爹老实了半辈子,活得挺窝囊,我可不想跟他一样,我要挺起腰板来,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在这之前,我的心里就有个一个模糊的念头:先想办法接近厂里的几个霸王,让他们赏识我,然后再当着他们的面儿打一次漂亮的架,再然后……那时候我小,除了这些,我没怎么多想。于是,我就先探李俊海的口话,我说:“你想怎么跟他们干?”李俊海木呆呆地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不愿意受人欺负。”小时候我的身体很弱,因为这个缘故,我爹就请人教我练过几年武术,后来我还拿过全市的刀术冠军呢。我家搬到城里以后,我还跟大伯家的两个哥哥一起练过一阵拳击,所以,打架我不在乎。听他这么说,当时我笑了笑:“俊海,跟着我干吧,咱哥儿俩会站起来的。”厂里的一位混江湖的大哥叫牛玉文,有一阵子跟家里闹别扭,就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当时我计上心来,跟李俊海一商量,也跟厂里打了报告要单身宿舍,理由是离家远,上下班不方便。没几天,厂里就给我俩安排了,恰好就在牛玉文的房间隔壁。刚开始的时候,牛玉文根本瞧不起我俩,有时候我俩去他们房间接近他,还经常挨他的呵斥,但是我忍住了,我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时间长了,牛玉文就不怎么讨厌我了,还经常拉我跟他喝个酒什么的。慢慢的,有些不重视我的人也开始对我好点儿了,不再那么颐指气使的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对待牛玉文更加殷勤起来……现在想想,我都冒汗,唉。
第二章 初入监狱
第二章 初入监狱转过一年来,我十七岁了。我的身体更加强壮起来,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变得很油滑也很倔强。因为瘦,又因为我打起架来很好看,像飞着的蝴蝶,所以我就有了现在这个外号——蝴蝶。我专门请了一个开诊所的老头儿给我文了身,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蝴蝶,好看吧?经过一番努力,我的身边聚拢了一群来自厂里和社会上的各色混混。我们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横冲直撞,街道上,饭店、工厂、商店、游乐场里,到处都有我们的影子,甚至公交车见了我们也不敢问买没买票,总之,那时候我觉得我是这一片儿最厉害的人了。这时候,牛玉文也在我的身边小心翼翼起来。李俊海成了我们这个帮派的二号人物,打打杀杀的活儿全由他来组织,我一般很少出面。当然,出来混总是有这样和那样的麻烦,我进出拘留所好几次了,最多的一次行政拘留15天。那时候我根本不拿这个当回事儿,出来以后还沾沾自喜——做大哥的都应该进去锻炼锻炼。我爹不太知道我在外面的所作所为,他整天忙于工作,也无暇管我。我也不大回家,可我总是放心不下我弟弟,隔三岔五地带他出去玩儿上一阵。跟着我玩儿的兄弟都知道我有个弟弟叫“傻二”,他们有时候也带我弟弟出去玩儿,伺候得比对待我还要周到,甚至当着我的面都不敢提一个傻字。四十来岁的我爹也被冠上了老爷子这个称谓。八月,南市一个叫小广的痞子放出话来说,蝴蝶想“作死”了,我要干挺了他。我听了很生气,就带人去了他家,砍了他几刀,他的家也被我砸了。后来,社会上的几位大哥给调停了一下,当时我对小广说了声“对不起”,小广说后会有期。八月九号,严打开始了,我们这批人进去了不少。其实,在这之前我就知道不好。那一阵,街上天天有警车呼啸而过,像一发发炮弹。我们这帮人也互相传言,说是公安“火人”了,要整治地痞流氓了。当时我还不以为然,我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出事儿,因为我没“作”什么大事儿,甚至还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很光荣,是条了不起的好汉。直到亲眼看见警察来我们厂里抓走了不少平常很不起眼的“小哥”(混混)们,我才觉察到,我离这一步也不远了。那阵子街道上警笛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像夏天水塘里的蛤蟆叫,一刻也不停息,叫得我坐立不安。我整天跟牛玉文和李俊海他们呆在宿舍里“上神”,有时候半天也说不上一句话。九月,李俊海被厂保卫科叫走了,他再也没能回来,听说警察在保卫科“卧”着等他呢,因为他犯了抢劫罪。这一次,我是真的感觉到了害怕,我总觉得自己很快也会被警察带走的。一天,牛玉文对我说:“看样子你没事儿了,你不像李俊海,还玩那么‘烈’的,除了小广的事儿,你没别的。”我不放心,我说:“小广那天说后会有期,他不会去告我吧?”牛玉文跟我分析了好一阵,最后说:“要告他早告了,根据他的脾气,我推断他是想再跟你再玩一把野的。”玩儿野的谁怕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