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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璟也依然保持着“犯言直谏”的刚正风范，对朝政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玄宗曾亲下一道手诏，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旧唐书·宋璟传》）
姚崇、宋璟为相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对帝国政治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卓越贡献，从而拉开了“开元盛世”的历史大幕。唐朝人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说：“开元初，上（玄宗）励精治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郑綮所谓的“六、七年”，正是姚崇和宋璟担任宰相的时期。由此可见，说姚、宋二人是开元之治的奠基人，应该是不为过的。
对于姚崇和宋璟的历史功绩，司马光曾经在《资治通鉴》中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张说：一个全能型宰相】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源乾曜和张嘉贞继任宰相。就像前面两届宰相班子都是一正一辅、一刚一柔一样，这次唱主角的人是张嘉贞；而源乾曜虽说是二次拜相，资格比张嘉贞老得多，但由于为人宽厚，所以还是像从前那样甘当配角，凡事皆推让之，不敢与其争权。
张嘉贞为人精明强干，早在武周时期就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历任中书舍人、秦州都督、并州长史等职，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史称其“为政严肃，甚为人吏所畏”。（《旧唐书·张嘉贞传》）。如果单纯从治理政务的能力来看，张嘉贞可以说是一个能臣，与姚崇有几分相似之处。然而，他却没有姚崇善变圆滑的一面，而是极为刚愎自用。拜相没多久，他就毫不避讳地提拔了几个朝臣作为心腹，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尽管时人对此颇有微词，他却不以为意，依然故我。
假如在他的宰相任内，始终只有一个源乾曜给他当绿叶的话，那张嘉贞的宰相生涯肯定是顺风顺水的。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他拜相的第二年，有个注定要和他死磕的人，就从地方上飘然回朝，旋即入相，成了这一届领导班子中的第三号人物。
让张嘉贞颇有些懊恼的是——这个人的资历比源乾曜还要老，与前两任宰相姚崇和宋璟也不相上下。并且更要命的是，这个人的性格绝不像源乾曜那样温良敦厚，唯唯诺诺，而是跟他张嘉贞一样精明自负，不肯让人。
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张说。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张说从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任上回朝，擢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作为数年前被玄宗罢黜的功臣，张说能够有机会回朝，并且还能官复宰相，委实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在当初那么多被罢黜的功臣中，他是唯一一个东山再起，梅开二度的。
那么，张说凭什么能梅开二度呢？
其实，只要细究玄宗此时的心态，张说的复相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此一时彼一时也。玄宗亲政之初，最大的担心是皇权受到功臣的威胁，所以必须把功臣们逐出权力核心，他才能心安。而现在，经过姚崇、宋璟两任宰相的治理，政治早已步入正轨，国力也是蒸蒸日上，玄宗的皇权更是稳如泰山，再也不用担心有人篡位夺权了。在这个时候，如果玄宗觉得某个昔日功臣的身上还有可资利用的价值，他有什么理由不加以利用呢？
其次，随着开元初期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时至开元九年，一个太平治世已经初具规模。如果说前面的八年，玄宗需要姚崇和宋璟这样的能臣贤相来奠定治世基业的话，那么此刻，玄宗最迫切需要的，则是有一个文学宰相来替他粉饰太平，铺排盛世风光。
而张说，恰恰是这方面独一无二的最佳人选。
因为在当时，张说是朝野公认的文坛领袖，被誉为“一代文宗”。
早在武周时期，张说的文才便深受武曌赏识，曾奉命参与大型古诗集《三教珠英》的编纂。当时参加编纂的还有著名诗人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杜甫的祖父）等，皆为一时才俊。睿宗时期，张说还曾供职东宫，担任李隆基的文学侍从，“深见亲敬”。后来张说拜相，又奉诏监修国史。即便是在被玄宗罢黜之后，在北方边境担任军职的那几年里，张说仍奉朝廷之命，“赍史本随军修撰”，也就是在繁忙的军务之余，始终兼着国史的编撰工作，从来没有间断。由此可见，玄宗对他在文史方面的才能一直是深为倚重的。
史称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旧唐书·张说传》）。可想而知，由这样一位政坛元老兼文章圣手来为玄宗描摹盛世画卷，再合适不过了。
最后，也是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张说不仅是一代文宗，同时还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将领，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复合型人才。而此时的大唐帝国通过将近十年的积累，国力已经日渐雄厚，所以当初姚崇“不幸边功”的建言也已被玄宗抛诸脑后，其开边拓土，炫耀武功的思想早已抬头。在此情况下，让文武兼资，熟悉军队和边防事务的张说复相，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关于张说在军事上的才干和胆略，有两个例子足以证明。
开元八年，张说担任天兵军节度使，驻扎在并州，与驻扎在朔方（今宁夏灵武市）的王晙互为掎角，共同防御突厥（这个王晙，就是当初救了刘幽求一命的那个桂州都督，时任朔方军节度使）。由于地处胡汉交界地带，所以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都住着许多归降的突厥部落。这些突厥人虽然已经降唐，表面上似乎没什么威胁，但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随时有可能复叛，所以无论对张说还是对王晙来讲，这些突厥降众始终是他们眼皮底下的定时炸弹，一点也不让人省心。
这一年秋天，王晙就收到了一份情报，称他辖区内的突厥部落有可能与北方的突厥军队里应外合，夺取朔方城。王晙当即奏报朝廷，准备设计除掉这颗定时炸弹。在得到朝廷的批准后，王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辖区内的各部落酋长出席，然后设置伏兵，在席上把他们全部砍杀，随后又率部血洗了这些部落的余众。
诱杀事件发生后，整个北方地区的突厥降众大为震恐，包括张说辖区内的拔曳固、同罗等部落也是人心惶惶，惟恐遭到唐军的屠杀。张说知道，如果不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必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叛乱。于是他随即带上一支骑兵，直奔这两个部落而去。
他带了多少人？
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二十个。
因为他不是去打仗的，所以人多不但没用，反而会坏事。
到达突厥人的营地后，张说就住在这些部落酋长的牙帐里面，跟他们同吃同睡，然后耐心讲解唐朝的少数民族政策，让他们不必恐慌，安心过日子。
本来张说带着那么少人出去，留在并州看家的副使就担心得要死，如今听说他居然跟那些突厥人同寝共食，更是吓坏了，赶紧修书一封，命快马送到张说手上，告诉他胡人无信，千万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赌。没想到张说给他的回信却说：“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二）意思是：我的肉不是羊肉，不怕人吃；我的血不是马血，不怕人喝。何况大丈夫理应直面危难无惧死亡，今日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你不必再劝。
张说的勇气和诚意最终感动了突厥人，也让他们的疑虑和恐惧一扫而光。
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张说成功安抚了辖区内的突厥降众，把一场可能发生的叛乱扼杀在了萌芽状态，比之王晙的暴力镇压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还有一件事，是发生在开元九年四月。
这一次，真的有一场叛乱爆发了。为首的是一个叫康待宾的胡人，他纠集了七万突厥降众，迅速攻陷了六胡州（高宗调露年间，唐朝在河套地区为归降的突厥人设置的六个羁縻州，分别是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不久，叛军又策动党项人（在今陕西北部）加入了叛乱，然后兵分两路，一路与党项联手，向东攻击银城（今陕西神木县南）、连谷（神木县北），准备越过黄河，威胁唐朝的龙兴之地并州；另一路由康待宾亲率主力南下，攻击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兵锋直指长安。
形势异常危急，玄宗亟命王晙的朔方军、郭知运的陇右军和张说的天兵军共同讨伐叛军。
张说驻扎在并州，其当面之敌就是党项与突厥的联兵。接到命令后，张说立刻率步骑一万多人向西进发，出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西北裴家川口），与叛军展开遭遇战，结果一战便将叛军击溃。叛军余众向西逃窜，逃到骆驼堰（神木县西北）的时候，党项人不跑了。
因为他们后悔了。
悔不该听信突厥人的蛊惑之言，冒冒失失地起来造反，结果不但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被人在屁股后面追着打，真他娘的鬼迷了心窍！
他们一边后悔一边苦思自保之计，最后灵机一动，索性来个阵前倒戈，掉过头来打突厥人，希望以此戴罪立功，取得朝廷的宽恕。
突厥叛军没想到党项人会突然把矛头指向他们，猝不及防中被砍杀了一大片，残部仓惶北窜，逃往铁建山（铁山，属阴山山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