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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的这种态度使不少进步的教授失望、愤慨；当时洪深、赵少侯等先后向校方提出辞职；老舍目睹这一切，也无意再继续留任。
一九三六年暑假，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同洪深、赵少侯等先后离开山东大学。
一九三六年夏至一九三七年八月，老舍在青岛从事专业写作。
老舍在青岛三年多时间里，同在济南没有什么两样，生活是极有秩序，极为忙迫的。他教书、写作、会友，没有多少闲暇的时间。他们全家初来青岛时住在莱芜一路，不多天迁居金口二路的一座小楼。在小楼上，“开开屋门，正看邻家院里的一树樱桃。再一探头，由两所房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儿绿海。这是五月的青岛，红樱绿海都在新从南方来的小风里。”（注：老舍：《樱海集·序》，《樱海集》，人间书屋1935年8月初版。）这是他一九三五年五月为《樱海集》写的《序》里的一段话。樱海集》正是在这个小楼上编定的。一九三五年底又迁至黄县路六号。他一家住一楼，这里的马路是一条短马路，平时没有汽车经过，环境是幽静的。在青岛，“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书和写作上了”。（注：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但有时累了，也领着孩子，“在马路上大叶子的梧桐树下散步”，“头发修整，穿着浅灰色西服”，“远望去有几分清瘤，却不文弱”。（注：静农：《我与老舍与酒》，《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1944年9月）。）有时候，他领着女儿到海滩上去；海滩上有的是蛤壳与断藻，他们便拾着玩。他们拾到了很多蛤壳，却遗憾没有特别出奇的；至于海藻，不便往家中拿，往往是拾起来再送到水里去。这大概是他最轻松的时候了。他在《蛤藻集》的《序》中特别提到这件事，并因此给第三个短篇集题名为《蛤藻集》。他寄托这样的希望：“读者若能不把它们拾起来再马上送到水中去，象我与小女拾海藻那样，而是象蛤壳似的好歹拿回家去，加一番品评，便荣幸非常了。”（注：老舍：《蛤藻集·序》，开明书店1936年11月初版。）
老舍好客，喜欢交朋友。据吴伯箫回忆：他比老舍小六岁，“在他滨海的书斋里却是常客”。“论仪态风度，老舍偏于儒雅洒脱；谈吐海阔天空，幽默寓于严肃。象相声里‘解包袱’，一席话总有一两处，自然地引人会心欢笑”。（注：吴伯箫：《作者、教授、师友》，《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臧克家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有一次，我去拜访老舍，他把我引到他楼上的写字间里，小楼不高，望不见大海，但夜静更阑时，却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我们二人并坐，随心所欲的漫谈。”（注：臧克家：《老舍永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老舍不仅在作家、学者中间有许多终生不渝的朋友，他同处于底层的劳动人民也有广泛的接触。在山东大学教书时，每天下班，徒步回家的路上，常同小商小贩或洋车夫拉拉家常，边走边谈，十分亲切、自然。这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有人问他：“这都是朋友吗？”他笑着回答：“是朋友，也是老师。这些人每天在饥饿线上挣扎，他们都有自己悲惨遭遇和性格。通过同他们的接触，使我对人生有进一步的了解。”（注：《忆老舍在山大》。）胡洁青说过：“山东的一些拳师、艺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也都是他当时的座上客，互相之间无所不谈。他自己也常常耍枪弄棒，练习拳术。”（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青岛时期，是老舍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在这段时间里，老舍先后编定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和《蛤藻集》，共收入中短篇小说十七篇；一九三六年九月《宇宙风》从二十五期连载《骆驼祥子》；一九三六年十月《论语》从九十八期连载《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一九三七年四月人间书屋出版创作自述及创作研究文章的合集《老牛破车》；一九三七年七月《文学》刊出《我这一辈子》；此外还陆续发表不少杂文、随笔。老舍许多著名的作品都写于这一个时期。
这一个时期，老舍在艺术上日趋成熟，在思想立场上发生了重要变化。中篇《月牙儿》和长篇《骆驼祥子》鲜明地反映出这种变化的轨迹。开初创作时他“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现在他发现“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这是老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说过的话，这里透露着他思想立场变化的某些消息。同这种变化相联系的，是作品题材和主题的变换：“到了《上任》与《月牙儿》，我的态度已由消极的否定黑李，改为积极的描写受压迫的人了。”（注：《老舍选集·自序》。）劳动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化，老舍观察体验的深刻化，使他再笑不出声来，“笑是不能勉强的”。（注：《樱海集·序》。）作品中幽默成分的减少，严峻笔调的增强，“这个变动与心情是一致的”。（注：《樱海集·序》。）准确地说，他这时已是怀着不可遏止的愤怒，控诉旧世界的罪恶了。当然，这时的老舍的思想还存在着局限，他还只是代城市贫苦劳动人民“伸冤诉苦”，还不能够“给《月牙儿》中的女人，或《上任》中的‘英雄’们，找到出路”。（注：《老舍选集·自序》。）尽管如此，老舍的思想和文学道路都发展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他这一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已经发出夺目的光彩，他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已经牢牢地确立起来了。
“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平西南芦沟桥的中国驻军；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驱逐日寇出中国。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从此，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了，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老舍应齐鲁大学文学院聘请，到文学院担任系主任职务。不久，举家迁到济南。（注：老舍在《乱离通信》（一）中对离青赴济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述。该文后有陶亢德的按语，也谈到一些老舍当时的情况，其中有如下的话：“老舍先生本拟在八一三离青来沪，八一二闻沪局有破裂讯，急电告‘沪急勿来’。嗣得信，赶往济。”可供参考。《乱离通讯》（一）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老舍到齐鲁大学以后，立即投入抗日救国的宣传和集会活动。他曾经出席“山东省文化界抗敌协会筹备会”。（注：见方殷：《痛怀老舍》，《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时局是越来越险恶了。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实际上仍然采取对外妥协对内镇压革命的方针。在日寇进攻面前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就丢失了北平、天津，不久又丢失了察哈尔、绥远两省。日本侵略军一时间气焰万丈。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
齐鲁大学虽然在九月中旬开了学，但是学校里已经没有学习的气氛，加上敌机差不多每天到济南上空侦察，人心更加惶恐。十月五日前后，全市中小学宣布停课；齐鲁大学惟恐把学生困在济南，也宣布停了课。到了十一月中旬，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偌大一个校园，只剩下几家人。
走，还是不走？老舍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
“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又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注：《八方风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他也曾经想不走，安心写文章，“我的抗敌武器只是一管笔”。可是友人们劝他走。因为济南战期的报纸与刊物时常有他的文章，学生与文化界的集会他时常出席，这样，日本人虽未见得认识他，可是汉奸一定不会轻易失掉这个为敌人效劳的机会。他痛苦地面对着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走。”（注：《八方风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这是一个困难的抉择。胡洁青母子四人，都极衰弱，舒济、舒乙自己不能管理自己，小舒雨尚在襁褓之中；一齐走，徒增拖累，留下她们，又心悬两地。在危难的境况中胡洁青坚定地支持老舍为国效劳的志向。沧州沦陷的消息传来，胡洁青说：“你放心地走吧，只要济南沦陷的时候我不被炸死，我一定坚强活下去。我能教书，挣几个钱把孩子们带大，给老太太送终，还不致成大问题。反正我还是教学生认咱们中国字，绝不能给你丢脸。万一我被炮火……”她看看三个不懂事的孩子，只有呜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