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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 阅读记录
（注：《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深知：“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注：《一封信》，《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虽然如此，他的心还是凄苦的。
他曾经几次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又打开。他不忍抛妻别子遽然离去：
弱女痴儿不解哀，
牵衣问父去何来？
话因伤别潸应泪，
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
更堪江海逐风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
暮雁声低切切催。（注：《八方风雨》。）
十一月十五日黄昏，国民党军队炸毁了津浦路上的泺口铁桥（离济南约十几里），老舍再不能迟疑，“稍一蜘蹰，我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他提起箱子，走出家门，他最后一句话是：“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
济南的街上冷清清，铺户都上着门。天上有些薄云，路灯昏黄的光照着这个无声的城市。他在友人陪同下到了车站，恰好赶上一列军车，在友人帮助下，由车窗进入车中。当列车开动的时候，他最后看了一眼济南，“默默地决定好：我必须回济南，必能回济南，济南将比我所认识的更美丽更尊严，当我回来的时候。逃亡激进了努力，奔往异地坚定下打回故乡！”（注：老舍：《三个月来的济南》，《战地通讯》第9期（1938年1月）。）
第十二章 “在风格上有一些变动”
一九三五年五月，老舍把他在青岛写作的中短篇小说收集在一起，编为《樱海集》出版。在《樱海集》的序言中，他简洁地叙述了自己生活与创作的情况，特别是对艺术风格上的变动，做了概括而又含蓄的说明。他说：
我知道活一天便须欢蹦乱跳一天，我照常的作事写文章，但是心中堵着一块什么，它老在那儿！写得不好？因为心里堵得慌！我是个爱笑的人，笑不出来了！我一向写东西写得很快，快与好虽非一回事，但刷刷的写一阵到底是件痛快事；哼，自去年秋天起，刷刷不上来了。……我并不愿把一切罪过都推出去，只说自己高明。不，我永远没说过自己高明；不过外面的压迫也真的使我“更”不高明。这是非说出不可的，我自己的不高明，与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东西，至少要各担一半。
这可也不是专为向读者道歉。在风格上有一些变动，从这十篇里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变动与心情是一致的。这里的幽默成分，与以前的作品相较，少多了。笑是不能勉强的。文字上呢，也显着老实了一些，细腻了一些。这些变动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不过确是有了变动。这些变动是这半年多的生活给予作品的一些颜色，是好是坏，还是那句——我不知道。有人爱黑，有人爱白；不过我的颜色是由我与我的环境而决定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老舍这些话是有“弦外之音”的。他看得很清楚：民族危机是越来越严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是越来越残酷了。他对于社会现实观察得越精细、深刻，他的忧愤的感情也就越深沉，越不能解脱。当然，挚友白涤洲的死，对于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曾经写了《哭白涤洲》，用以寄托哀思。在这篇文章中，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注：详见老舍：《哭白涤洲》，《人间世》第17期（1934年12月5日）。）。环境的险恶，友人遭际的不幸，想从事专业写作而不能的苦衷，这些使他“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这些情况都对他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风格的某些变动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发生的。
《樱海集》，以及其后出版的《蛤藻集》，在《论语》上连载的《文博士》等，在艺术格调上，确如作家所说，有了变动，辛辣的讽刺多于幽默，笔触细腻，很少过分夸张的浅露的描写，呈现着清新、凝重的特色。
中、短篇小说创作
《樱海集》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收短篇《上任》，《牺牲》、《柳屯的》、《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毛毛虫》、《善人》、《邻居们》、《阳光》，中篇《月牙儿》。《蛤藻集》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收短篇《老字号》、《断魂枪》、《听来的故事》、《新韩穆烈德》，中篇《新时代的旧悲剧》、《且说屋里》。此外，还有未收入集中的短篇《裕兴池里》、《创造病》、《新爱弥耳》、《番表》、《牛老爷的痰盂》等，还有中篇《我这一辈子》（注：《我这一辈子》后来收入《火车集》。）。
这些作品同《赶集》中的作品比较，在题材上无疑是扩大了。作家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罪恶、汉奸、洋奴的卑劣的嘴脸，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而且批判的锋芒和鞭挞的力量也有所增强。
揭露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是这些中短篇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任》、《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都是这样的作品。
《上任》中的尤老二，做了多年土匪，却被李司令任命为稽察长，负责维持社会治安，这个情节本身就是富于讽刺意味的。他刚刚上任，“匪”就找上门来，名义上是来贺喜，实际上是来索取路费，他们其实都是熟人。打发走这一伙，又来了另一伙，除了要路费而外，还要他帮忙窝藏武器。这样，八十块办公费全搭进去还不够用，又挖了他自己月薪中的十六元。这就是尤老二“上任”拿“匪”的经过。“拿不了匪，倒叫匪给拿了，多么大的笑话！”但是这个笑话的根源就在于尤老二本人原先就是一个土匪。这个情节带有隐喻性质。作品暗示给人们：国民党政权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以“维持治安”自命，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伙装模作样的文明土匪。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作品构思奇巧，意味深长，是老舍短篇中的优秀之作。《新时代的旧悲剧》篇幅较长，内容也较复杂。这个作品的主角是陈老先生，他的大家庭在“新时代”错综复杂矛盾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他本人也在绝望中发了疯。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他的儿子侦探长廉伯同公安局长勾心斗角，结果遭了公安局长的暗算，最后被“法办”了。廉伯的罪行是：“强迫商家送礼；霸占良家妇女；假公济私，借赈私运粮米、窃卖私货……”但是，在这场争斗中的公安局长其实也并不比廉伯好些，“廉伯与局长是半斤八两，不过廉伯的运气差一点；情屈命不屈。”廉伯是被“法办”了，而公安局长却逍遥法外，依然故我。这个情节把国民党政权的黑暗暴露无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廉伯用巧取豪夺弄来的财物奉献给陈老先生，竟被人誉为“孝子”，陈老先生也并不认为这有违“圣人之道”。这个细节把国民党官吏的虚伪面孔、陈老先生所鼓吹的“孔孟之道”的虚伪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阳光》写一个阔家小姐在生活上堕落的过程。但是这个作品并不简单是一个婚变的故事，它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作品中的“我”是一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极端利己的女人。她十分看重自己“大家闺秀”的身份，却又企望新的自由的恋爱生活。而当她面临“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的抉择时，由于不能抵抗奢侈生活的引诱，又甘心听任父母的摆布：“爱，说回来，值多少钱一斤呢？”她接受了旧式婚姻，嫁给了一个“少年老成，事业是新的，思想是新的，而愿意保守着旧道德”的人。她所以愿意嫁给他，因为他“顶有身份，顶有财产，顶体面，而且顶有道德”。然而她得到的除了“身份”和“金钱”，其余只是“空虚”，她于是偷偷同更有权位的“贵人”结交，寻求刺激。奇怪的是，做为“道德家”的丈夫却默许了这一切。他是想利用妻子的美色“获取利禄”。因为“他有道德而缺乏最高的地位”，正象她“有身份而缺乏恋爱”。但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不象话，她的胡闹快要影响到他的“身份”和“名望”，他只得把她悄悄地“软禁”起来。她不能忍受这种折磨，公开提出离婚，“状子递上去了，报纸上宣扬起来”，结果她的“道德家”的丈夫因为离婚丑闻登时从最高的地方堕下来。他是以提倡旧道德而受到社会尊重的名流，他的言行被认为是青年们的“榜样”，他的一切活动，都是要“挽回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现在，离婚案件戳穿了他“道德家”的假面，“他所认识的贵人们，马上变了态度，不认识他了”。他成了平民，她也“丢了一切”。阔家小姐的婚变悲剧只是一个骨架，它的主题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作家是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揭露了国民党的新贵们的腐败、卑劣以及混迹官场的政客的无耻。他们口头上鼓吹“礼义廉耻”，背地里干尽了男盗女娼。“贵人”们可以利用“权位”攫取美色，丈夫则以妻子做为钓饵，获取功名，只要这一切不公诸于世，他们就可以恣意妄为。所谓“道德”，不过是“身份”的同义语，有“身份”就有道德。这种逻辑看来实在荒唐，却是国民党统治下病态社会的“真理”。在这个作品中，作家不是从政治上，而是从精神上揭露国民党反动官僚、政客的卑污和堕落，揭露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腐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