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36章

　　三十年代，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在前，其后就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不仅为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壮大了声威，建树了令人瞩目的劳绩，而且为中国革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骆驼祥子》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人间书屋初版印行，一九四一年出到第六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印行，一九四九年二月出到第八版；一九五○年五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作家校订后的版本，到一九五三年出到第六版。一九五五年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作家较大修改后的新版本，一九六二年十月再版，一九七八年八月重印。一九八二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骆驼祥子》收入《老舍文集》第三卷，重新排印，恢复了经作家删掉的二十三章后半部分与二十四章全部内容。这个统计说明，《骆驼样子》在四十三年间先后再版达二十四次，它之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可想而知了。国外有日、朝、英、法、德、意、瑞士、西班牙、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瑞典、俄、拉脱维亚、哈萨克等文译本。（注：见舒济：《老舍著译目录》，《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骆驼祥子》是老舍创作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第十四章 八年抗战（一九三七——一九四六）

　　负起领导“文协”的重任

　　为了祖国，为了抗战，老舍告别了在济南的家人，经徐州、郑州，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达汉口。多年来的较为宁静的书斋生活，从此结束了，他开始经受流亡与抗敌的“八方风雨”。

　　到汉口以后，他先是住在一位姓白的中学时代同学的家里，同年十二月二日移至华中大学游泽丞（国恩）教授在武昌云架桥的寓所，后来应冯玉祥先生之邀，又移住武昌千户街。

　　华中的第一重镇武汉，包括汉口、武昌、汉阳三个城市，它古老而又畸形。黄鹤楼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而汉口的租界地和嘈杂混乱的街市，又分明是殖民地化的见证。站在蛇山之上或黄鹤楼头，望着滚滚奔腾的长江，老舍感慨万千，心头涌起了非常复杂的感情。他在《到武汉后》一文中写道：“山阔水秀，烟影人声，此中隐含着一股什么气息，是以前所未曾领悟到的。流不尽千古英雄血，与痛饮黄龙，就景生情，仿佛恍忽之间把江上寒波与北地烽火联成一片；是感触，是激奋，是失望，是思乡，是流亡，是凯旋，都不分明；默默无语，心潮万伏；寸心象波上白鸥，一片雪似的随流起伏游荡。”（注：《大风》旬刊第1期，1938年3月5日出版。）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老舍忧国忧民，坚信抗战，但他的思想又是动荡的，他在寻求着请缨报国的出路。

　　出路终于有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武汉很快就成了当时的抗战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家，也逐渐聚集到这里。对这批文艺家，国民党当局想控制住他们，以便为己所用，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曾出面设宴请客，企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建之际，抢先把文化方面的组织领导权抓在手。武汉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及时地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担任国共合作后设立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到武汉后，和各界人士其中也包括文艺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认为，应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文艺界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的爱国力量。他倡议组织一个包括各方面力量的文艺团体，但领导权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周恩来同志推荐老舍具体负责这个团体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亲自找老舍谈话。

　　经过认真的筹备，一个团结抗日的新的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了。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文协”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文艺界人士五百多人。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等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主席团由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老舍、田汉、胡风等十余人组成。成立大会由邵力子先生主持并首先致词。周恩来同志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他说：

　　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第一点感想。其次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与战区敌人的残暴，后方民众动员的热烈，一定可以发扬举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第三，在今天抗战过程中，我们还负有建国的任务。文学家应分布各战场，各内地，更多接触内地的人民生活，同时要承继祖先遗下的优秀文艺传统。第四，不仅是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总理（按：指孙中山先生）昭示我们，要我们迎头赶上，一定要能与世界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注：见1938年8月28日《新华日报》。）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精辟地分析了“文协”成立的重大意义，并对抗日的文艺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老舍称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演说“简劲有力”（注：《记“文协”成立大会》，《老舍写作生涯》。），他从中所受的鼓舞是很大的。

　　“文协”成立大会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老舍宣读了大会宣言和告世界作家书。大会推荐周恩来、于右任、叶楚伧、周佛海等为“文协”名誉理事，选举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丁玲、许地山、郁达夫、胡风、曹禺、成仿吾、朱自清、田汉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扬、周立波、孔罗荪等十五人为候补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实际上，老舍是“文协”的总负责人。他后来回忆说：“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按：应是总务部主任），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注：《八方风雨》。）以往似乎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老舍，此时却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文协”的诞生，他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即席赋诗一首，表达他对抗战事业的关注和对光明前途的胜利信念：

　　三月莺花黄鹤楼，

　　骚人无复旧风流。

　　忍听杨柳大堤曲，

　　誓雪江山半壁仇。

　　李杜光芒齐万丈，

　　乾坤血泪共千秋。

　　凯歌明日春潮急，

　　洗笔携来东海头。

　　为“文协”的成立，他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入会誓词》（注：见《老舍写作生涯》。），以表决心，文中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事实证明，老舍是尽责的，由他担任“文协”的领导工作，确是最好的人选。“当时友人们说：老舍‘外圆内方’。外不‘圆’，经济、人事方面都转不动，内不‘方’，便会失却革命立场”（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对内，他要团结各派作家，使其通过各自的工作为抗战服务；对外，他要应付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他的工作繁重而又艰巨。“文协”成立时，国民党政府本已答应承担经费，后来看到无法控制协会的领导权，便一文不给，致使“文协”付不出房租，发不出工作人员的生活津贴。在这种情况下，老舍一方面到当局有关部门坐索，一方面四处奔走，向冯玉祥、邵力子诸先生借款，方使“文协”的各种活动能够正常开展。

　　作为“文协”的领导人，老舍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复杂的，但是他的立场和态度却很分明。他明确地表示：“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注：楼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文协”在武汉召开第二次理事会，由邵力子先生作主人，请大家吃饭，边吃饭边开会，周恩来同志以名誉理事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事后，老舍写了《会务报告》（注：见《抗战文艺》第一卷第6期，1938年5月28日出版。），详细记载了这次理事会的情况。文中，老舍在周佛海名下，注“早退”二字，颇有“立此存照”的味道；但是对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讲话的情形，却有一段细致的、颇带感情的记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的在一块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