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46章

　　《四世同堂》则不同，它取材于北平普通居民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既无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也无石破天惊的斗争场面，然而作家对于人民的觉醒与反抗的描写，同样是感人的，同样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

　　有一种意见认为，《四世同堂》“背景限于北平城内，而且以一家为中心，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这个评论，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它脱离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和作品为我们所提供的实际内容。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题材，都具有特有的规定性，不可能反映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而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从自己独有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在题材上显示着独创性，互相之间是不能替代的。《四世同堂》是写北平市民生活的，要求它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几部作品那样，正面描绘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显然超出了这部作品题材本身的规定性。尽管《四世同堂》不曾正面描绘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场景，然而就表现人民的觉醒与反抗而言，就体现人民的爱国情绪而言，它的认识意义仍然是深刻的，它的鼓舞力量仍然是强烈的。正如同《四世同堂》不能代替前一类作品一样，这部长篇小说在这一点上所显示出来的深刻性，也是前一类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首先，老舍着眼于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中，揭示他们对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丑类的反抗情绪，表现他们的真挚的爱国热忱和高尚的民族气节。钱默吟的形象，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个一向对国事袖手旁观的下层知识分子，心如火焚，胸中激荡着爱国的热情。他的儿子仲石告别家庭，走上抗日道路，他感到无比骄傲。他说：“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的头上来：那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枪刺，说：一点也不错。”传说仲石在南口摔死了一车日本兵，邻居好友劝他暂时躲一躲，以防日本人对他下毒手，他的回答是：“我不考虑那个！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死，我怎么陪着。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他的无畏与坦荡，是高尚的节操，也体现了对侵略者的愤怒与仇恨。在监牢里，面对敌人的拷打、折磨，他毫无惧色。出狱之后，他脱去长衫，戒了酒与茶，离家走上街头，以流浪生活作掩护，单枪匹马地和敌人进行了一系列特殊形式的斗争。他利用一切机会动员年轻力壮的人逃出北平，奔赴抗日前线；他在学校门口一边卖糖，一边对学生讲抗日道理；他在日伪当局所搞的国画展览会上，对画家进行抗日宣传；他把传单塞进居民的街门里，号召人们反抗日本人强加给居民的献铁运动；他为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无辜老百姓收尸，等等。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惊天动地的壮举，都是一些平常小事，然而他知道“干点比不干强”，他“抱定干一点是一点的心”，一件一件地做那些动摇敌人统治的事情。他明白，单枪匹马的独自干，“几乎近于愚蠢”，是难以有大成功的，然而以他“过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务网的严密”，他又只好如此。他决心以实际行动“作个和国事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以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他说：“尽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他还有一个精采而又生动的比喻：将好苟安偷生的北平人比为鳝鱼，将自己比做泥鳅。一大盆静而不动的鳝鱼里面有了一个好动的泥鳅，“鳝鱼们也就随着动，于是不至于大家静静的压在一处，把自己压死”。他的勇敢的献身精神，他的永不停歇的活动力，象一团火，烘暖着生活，也烘暖着读者的心。他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北平人民自发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真实图景；看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面对国破家亡的局面，勇敢地甩掉从封建社会因袭下来的精神负担，奋起走上反抗道路的历程；看到了人民在爱国热情的感召下所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也看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自发反抗既是不容忽视，又是必须改造的一种政治力量，看到了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钱默吟的形象所包含的这些内容，显示了《四世同堂》在反映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表现人民的反抗情绪方面所独有的感染力、认识价值与深刻性。

　　其次，老舍不回避写人民的落后、愚弱、麻木与被动，又能将这种“国民性”的揭露同对人民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溶融一气，显示了新的思想深度。老舍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贯穿着对落后的“国民性”思索这一内容，《二马》、《猫城记》等，都从不同侧面接触到“国民性”问题，作家痛心于人民的麻木不仁，愚昧不醒，较多地表现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民族弱点。《四世同堂》同样有这个内容。我们看到，做了亡国奴的北平市民，过着惶惑不安的生活，然而他们又苟安偷生，忍辱度日，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摆布。他们明知良民证是“亡国的烙印”，却伸手去接；明知“献铁”是为敌人造枪炮而用，却又设法如数上缴，明知北海的化装滑冰比赛是为侵略者装扮“升平的景象”，却又蜂拥着前去观看；为领几斤难以下咽的“共和面”，他们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在太阳的爆晒下站半天，“可是，谁也不敢公然地喊出‘打倒日本！’”，等等。不同的是，《四世同堂》不止于这些描写，它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但同时也写了人民的觉醒，作家有痛心，有激愤，同时也有热烈的召唤，有前程的指引。

　　老舍在小说中除了重点写了钱默吟的反抗之外，还写了大学生祁瑞全、棚匠刘师傅的出走，写了高弟与尤桐芳的觉醒，写了刺杀日本特使事件对人们的鼓舞等等。尤其是对“四世同堂”的老太爷祁老人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更为逼真、细腻，富于说服力。祁老人生在清朝末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看见清朝皇帝怎样退位，并经历过接连不断的内战，他对付兵荒马乱的唯一办法是：存好足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以及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他一辈子最重要的格言是“和气生财”，查户口的“便衣”对他进行傲慢的“训示”，他不仅不气愤，而且满脸堆笑，无限诚恳地说：“是！是！你哥儿们多辛苦啦！不进来喝口茶吗？”他的二孙子祁瑞丰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作了敌伪当局的“科长”，他不仅不反对，反而相当高兴，一来是家中有官“可以仗胆子”，二来是祁家有几代没有作官了，“不表示欢喜，就有些不近人情”，三来是祁家有人作官，说明他买的房子确有“风水”，如此等等。他的应付外界事变的能力之低，显示了他的被动与落后；他的不识对象的过度的谦卑，说明了他的愚弱和麻木；他对于“官”的敬重，表现了他的偏狭与浅薄。然而，经历了亡国生活的几年的磨难，目睹了侵略者和汉奸的累累罪行之后，祁老人变了。他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了，永远屈己下人，先磕头，后张嘴；现在，我明白了，磕头说好话不见得准有好处！”因为祁瑞丰想作日本特务而不成，引起了日本人对祁家的审问，面对侵略者，祁老人态度坦然，强硬，“他的眼直看着他们，语声相当的高，表示出他已不再客气谦恭；客气谦恭并没救了天佑，小文、小崔们的命”。当祁瑞丰把汉奸冠晓荷领到家里，想让冠在祁家住下时，祁老人更是怒火冲天，“几年的受罪仿佛逼着他放弃了对条狗都和和气气的，对恶人也勉强着客气的办法。他的世界已经变了，他必须黑白分明，不再敷衍”，他指着恶贯满盈的民族败类冠晓荷说：“走！出去！别惹出我的不好听的来！”接着则历数瑞丰自北平失陷以来的所作所为，“象一个有正义感的，有见解的人，责骂一个不知好歹的，没有出息的坏蛋那样毫不留情”。祁老人的变化，说明在复杂的现实斗争面前，人民正在逐渐由懦弱走向坚强，由麻木走向觉醒。这样写，就和那些单纯暴露“国民性”的作品有了区别，它不仅使人看到了“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痛苦与愚弱，也使人看到了疗救的希望与前途，体现了作家的新的思想水平和现实主义的新的追求。

　　高超的“写人”技巧

　　老舍素以善于刻划人物，创造典型著称，《四世同堂》在人物刻划上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尤为突出。据胡洁青在《四世同堂》一书的《前言》中统计，这部小说的出场人物共有一百三十多人，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人。其中有中学教员、诗人、棚匠、理发匠、洋车夫、布店掌柜、大学教授、英国外交官、唱戏的、说相声的、看坟种地的、“窝脖儿的”（专门搬运家具和抬棺材）、沿街摆“转盘话匣子”的、在外国使馆“摆台”的以及汉奸、特务、妓女、流氓等等，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些人物，用墨浓淡不一，在小说中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大都有鲜明的性格，形成了生动的、独具特色的人物体系。我们仅就作家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法，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注重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