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47章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社会是复杂的，人的思想、心理、性格也是复杂的，因而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刻划，也不应当是简单化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也好，“高、大、全”也好，都是简单化的写法，用这种方法，很难写出社会的复杂面貌，也创造不出典型。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又必须寓于个性之中，而个性总是复杂的，否则就不是具体的，就不是独特的“这一个”。《四世同堂》是“写人”的杰作，小说中的人物显得异常生动与丰满，真正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和作家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分不开的。

　　最能体现这种艺术追求的是祁瑞宣的形象塑造。

　　祁瑞宣是祁老者的长孙，一个斯文、温雅的中学教员。他正直、善良，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北平陷落后，他彻底失去了平日的沉静，陷入无法摆脱的苦痛之中。他的知识，他的一腔热血，使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最高责任就是为国赴难，然而“一家大小的累赘，象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盯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他不甘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作亡国奴，又没有勇气丢开家庭，这就产生了他的复杂的心理冲突。他上要对老人尽孝道，下要抚养子女，本是人之常情，而且对老人、对子女的态度，也反映了他的美的品德，使读者窥视了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隅，然而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性格懦弱的一面。作家在展开祁瑞宣性格的复杂性，揭示他痛苦的内心世界时，笔触自如而又细腻。为了全家老少不致饿死，瑞宣在前英国使馆外交官富善先生那里找到了一点事情做，当了富善先生的助手。老舍这样描写瑞宣此时复杂、沉重的心情：

　　由东城往回走，瑞宣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由挣钱养家上说，他应当至少也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作“洋”事上说，尽管他与丁约翰不同，也多少有点别扭。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那群学生，而去帮助外国人作事，也是一种逃避。他觉得自己是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作出最对不起国家的事！他低着头，慢慢的走。他没脸看街上的人，尽管街上走着许多糊糊涂涂去到北海看热闹的人。他自己不糊涂，可是他给国家作了什么呢？他逃避了责任。

　　可是，他又不能否认这个机会的确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一家大小暂时可以不挨饿。他没法把事情作得连一点缺陷也没有，北平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他似乎应当庆祝自己的既没完全被日本人捉住，而又找到了一个稍微足以自慰自解的隙缝。这样一想，他又抬起头来。他想应当给老人们买回一点应节的点心去，讨他们一点喜欢。他笑自己只会这么婆婆妈妈的作孝子，可是这到底是一点合理的行动，至少也比老愁眉不展的，招老人们揪心强一点！

　　瑞宣无勇气出走是为了养家，而养家就要找“洋”事做，这是生活所逼的结果，并非他的真心所愿。他不得不去找“洋”事，找到了，反而产生了无地自容的感觉，无怪以做“洋”事自荣的丁约翰向他送礼道贺时，他脸红了。他对丁约翰说：“我要是能找到别的事，我决不吃这口洋饭，这没有什么可喜的，我倒真的应当哭一场，你明白我的意思？”丁约翰当然不明白瑞宣的意思，但是读者却从瑞宣的自悔的感情中，觉着了他的正直的性格和爱国的诚心。

　　祁瑞宣毕竟是祁瑞宣。他正直，但也软弱，他有良心，但缺少胆气。当汉奸冠晓荷、大赤包来向他道贺时，他虽不肯和他们多敷衍，却也没有勇气将他们赶出门。“每逢晓荷走后，瑞宣就恨自己为什么不在晓荷的脸上啐几口唾沫。可是，赶到晓荷又来到，他依然没有那个决心，而哼儿哈儿的还敷衍客人。他看出自己的无用。时代是钢铁的，而他自己是块豆腐！”他的软弱与寡断，还表现在对待程长顺出走一事上。程长顺是一位有求知欲的爱国青年，他父母早亡，和孤苦伶仃的外婆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他曾经多次问瑞宣：“我应当不应当走呢？”瑞宣本想鼓动他逃出北平，及至想到他的外婆，又十分为难，所以总不敢给予肯定的答复。有一天，瑞宣未能控制住自己，表示了同意长顺出走的意见。为一位爱国的青年指明了前程，瑞宣感到痛快，同时他又感到不少苦痛。“他是不是应当这样鼓动一个青年去冒险呢？这是不是对得起那位与长顺相依为命的老太婆呢？……从良心上讲，他劝一个青年逃出监牢是可以不受任何谴责的，可是，他不是那种惯于煽惑别人的人，他的想象先给长顺想出许多困难与危险，而觉得假若不幸长顺白白的丧掉性命，他自己便应负全责。他不知怎样才好。”这里所揭示的，是人物的复杂的心理冲突。这样写，就便于把人物交织着矛盾的灵魂世界，暴露在读者面前，使读者逐步认识和熟悉了一个复杂的性格。

　　祁瑞宣的形象，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与精神状态，作家重视展示祁瑞宣的复杂性格，就使这一形象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内容，从而增强了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

　　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剖析：个性化的心理描写。

　　从前面所引祁瑞宣找到“洋”事之后的心理描写中，可以看出老舍刻划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法：通过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剖析，显示人物的性格。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写照，就写人物讲，则是既要写客观世界，又要写主观世界。所谓写主观世界，就是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奥秘。《四世同堂》常常于心理描写中融入作家的细密的分析。精确的、客观的心理描写，无疑向读者打开了人物心灵的门窗，细腻而富于层次的心理分析则可以使读者明白人物在特定情势中为什么“那样想”，从而引导读者去体验人物的心理，达到读者、作者、人物三者之间的感情交流。我们还以前面所引的那段文字为例，加以分析。瑞宣找到了“洋”事，由东城往回走，作家先写他“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说明人物此时的心情是极为复杂和痛苦的。接下去则是作家对人物的心理分析，首先，“从养家挣钱上说”，因为减轻了经济压力，瑞宣应当满意；其次，“从作‘洋’事上说”，爱国心又促使他感到“别扭”；最后，“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自己所爱的学生们而去做“洋”事，也必然感到是逃避了一个教师的责任。这种很有层次的心理分析，真切的展现了一个正直但又软弱的知识分子的痛苦的处境，加深了读者对人物的“不是味儿”的心情的理解。

　　把心理刻划和对人物的行动与表情的描绘结合起来，又是一种手法。“情动于中而形于外”，人的行动与外部表情是受思想支配的，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因而把心理揭示和对人物的行动与表情的描绘结合起来，使内与外、动与静，有呼应，有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易于收到人物性格刻划的极好的艺术效果。老舍的《四世同堂》惯于采用这种手法。例如，端阳节，一帮汉奸在北海过会，弄来一些狮子、高蹻、五虎棍等，为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歌舞升平。棚匠兼耍狮子的刘师傅不敢违抗会头的命令，出于无奈，去北海“应了个卯”，回来之后，遇见瑞宣，他先是“脸忽然的红起来”，“低下头去”，接着他又把头“赶紧抬起来”，向瑞宣述说了自己的困难。这些动作与表情，都显示了刘师傅内心的难过与自悔。接下去，是一段心理分析：“他的心中似乎很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他的确恨日本人，绝不肯去给日本人耍狮子，可是他又没法违抗会头的命令，因为一违抗，他可许会吃点亏。他要教瑞宣明白他的困难，而依旧尊敬他。他明知自己丢了脸，而还要求原谅。”这种分析性的心理展示与前面写到的人物的动作与表情，是紧密呼应的，显示了刘师傅的痛楚与忧虑，也表现了他的性格的善良与爽直。此时，瑞宣如何表现呢？“他的嘴唇动了几动，而找不到话说”，这显示了他的极为复杂的心理活动。因为他曾经劝刘师傅离开北平，刘师傅家庭有困难，未能逃出。他本来想说：“不走，就得把脸皮揭下来，扔在粪坑里！”（这是内心独白，反映了瑞宣此时的心情），但是他没有说，他想到：“他也不能再劝刘师傅逃走，刘师傅若是没有困难，他相信，一定会不等劝告就离开北平的。既有困难，而他又不能帮助解决，光说些空话有什么用呢？”瑞宣内心所掀起的这种感情波动，促使他动了动嘴唇，并未说出那句话来。从这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瑞宣善于周密地分析问题，他也会体贴别人，这就显示了他的性格沉稳的特点。

　　无论是叙述中伴之以心理分析，还是结合行动与表情的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都显示出老舍刻划人物心理的特点与风格。鲁迅刻划人物的心理，惯于用“画眼睛”的手法，简洁而传神；茅盾刻划人物的心理，长于在广阔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笔力雄健、浑厚；巴金刻划人物的心理，手法细腻，笔墨酣畅，灌注着浓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老舍刻划人物的心理，笔调舒展、从容，他善于通过表面的平淡真实，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复杂活动，向读者展现人物的鲜明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