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60章

　　由于时代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他笔下的受压迫的人，总是不敢革命，缺乏斗争性（注：见《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如果说，老舍自己的总结是符合他的创作实际的话，那么，赵老头这个先进工人形象的出现，则标志着老舍在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下，已经踏上了全新的创作征途，他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的画廊，从此，将增添新的内容，以更加耀人眼目的光彩，呈现于新中国的文艺园地。由于生活积累的局限，在描绘新的英雄人物的时候，他的笔，也许还不那么舒卷自如、游刃有余，但是，他的创作方向是正确的，他的艺术进取精神是可贵的。

　　剧中四个妇女的形象，也写得性格清晰，真实感人。寡妇王大妈勤劳、善良，但思想守旧，胆小怕事。龙须沟之臭，人人厌恶，唯有她，安于现状，毫无怨言。悲苦的生活命运和懦弱的性格，使她只能以“对付”、“将就”的办法来适应客观环境。她没有反抗现实的力量，也不敢对生活有过多的要求。解放以后，她对新政府的信任，也有一个过程。修沟之前，测量队来量地，她认为是“跑马占地”，新政府不向群众要钱，而用公款修沟，她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那么便宜的事”。信守“什么事儿呀，都是眼见为真”的王大妈，最后也只有在事实面前才能转变。作家不以简单化的办法写她的转变，而是写了她的缓慢地、渐进地过程，这样处理，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这是老舍所熟悉的人物，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作后盾，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人物也自然地显得丰满和富于生命。二春是王大妈的女儿，是一位热情的、敢说敢干的青年。她敏于接受新鲜事物，所以老是和思想守旧的妈妈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就成了展示人物性格的一种契机，二春的形象所以写得鲜明，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丁四嫂嘴硬但心地很善良，程娘子勤劳，能吃苦，她们的形象也是鲜明的。

　　《龙须沟》既是写事件的，又是写人物的。在处理写事件和写人物的关系时，老舍一贯坚持“让事件为人物服务”的原则，他说：“是写入呢？还是写事？我觉得，应该是表现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为了别的。一定要根据人物的需要来安排事件，事随着人走；不要叫事件控制着人物。”（注：老舍：《人物、语言及其它》，《出口成章》。）他笔下的几个人物，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同时他们又以各自不同的遭遇，和臭沟发生联系，作家以人的变化反映沟的变化，就摆脱了写事件过程的费力不讨好的写法，使他能够腾出笔墨，去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这样，人物血肉丰满，有了生命，这个戏就站住了。龙须沟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也就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化，生动地显示出来了。

　　对话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表现生活的直接工具都是语言。但是文学体裁不同，语言的外表形态和作用，也就有很大的差异。小说的语言具有叙述性，作家可以以叙述人的身份与口吻，对客观生活、对人物进行精确的描绘和恰如其分的介绍，戏剧则不同，尤其是话剧，它必须通过剧中人物的对话，再现生活的真实面貌和塑造舞台形象。因而，写剧本，对话是最要紧的，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龙须沟》的语言，是性格化的语言。老舍说：“剧中人物的对话应该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这就是性格化。”（注：《语言、人物、戏剧》，《出口成章》。）《龙须沟》里的人物，都是北京的贫苦市民，老舍熟悉他们的生活，摸透了他们的心理，所以往往三言两语，就能让观众或读者觉出人物的脾气秉性，处世态度，甚至他们的经历、教养等等，真正做到了他所主张的“话到人到”。请看第一幕中的一段对话：

　　赵老 有那群作官的，咱们永远得住在臭沟旁边。他妈的，你就说，全城到处有自来水，就是咱们这儿没有！

　　大妈 就别抱怨啦，咱们有井水吃还不念佛？

　　四嫂 苦水呀，王大妈！

　　大妈 也不太苦，二性子！

　　二春 妈，您怎这么会对付呢？

　　赵老头经历多，见识广，对反动统治早就心怀不满，当大家议论起臭水沟的时候，他就自然地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联系起来，直截了当地发泄自己的怨恨。他的语言，带有愤愤然的感情色彩，显示了他的刚直无畏的反抗性格。王大妈不让赵老头“抱怨”，说明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咱们有井水吃还不念佛”，表现了她安于现状的思想，当丁四嫂反对她时，她本来无话可说了，却还要辩解，硬是要把“苦水”说成“二性子”，又显示出她是老于世故，不易为人说服的。丁四嫂和二春虽只各有简短的一句话，却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她们当时的心境。丁四嫂赞同赵老头的说法，但她毕竟是一个家庭妇女，缺乏赵老头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所以她没有在可否“抱怨”的问题上反驳王大妈，而只是提醒王大妈井水是苦的，“臭沟沿儿”的苦井水，她早就难以忍受了，所以王大妈要大家为这样的苦水“念佛”，她当然不同意，为此顶撞一下大妈，是十分合情理的。二春说“妈，您怎这么会对付呢”，一方面表现出她不满于母亲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透露出“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她是女儿，不好当面用更尖锐的言辞顶撞母亲，但正因为是女儿，她才非常熟悉妈妈的脾气秉性，她用“会对付”来概括王大妈的处世哲学，是何等贴切啊！上面所引的这个小片断，在《龙须沟》里并非举足轻重的情节，我们不过信手拈来而已。然而，这几句对话，非常符合这四个人物的思想、性格，非常切合他们当时的心境，都是人物此时“应该说的语言”，因而也是性格化的语言。

　　《龙须沟》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通俗易懂而又凝练、含蓄。这个戏里的对话，全部是北京人的日常语言，清浅明白，流畅自然，无“学生腔”之幼稚、娇涩，有口语之生动、逼真。老舍写作品，在语言上有个追求，就是他讲的“念出来就能被听懂”，为此，他“总希望能够充分的信赖大白话；即使是去说明较比高深一点的道理，我也不接二连三的用术语与名词”（注：老舍：《我怎样学习语言》，《解放军文艺》第一卷第3期。）。这种艺术追求，对于写戏，至关重要。老舍说：“小说中的语言还可以容人去细细揣摸、体会，而舞台上的语言是要立竿见影，发生效果，就更不容易。所以戏剧语言要既俗（通俗易懂）而又富于诗意，才是好语言。”（注：《语言、人物、戏剧》。）程疯子对冯狗子说的“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就是既通俗而又富于诗意的语言。这句话里没有一个名词或术语，是道地的大白话，但是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而且给人留下了回味的余地。哲理与含蓄，就构成了这一句台词的诗意。这是戏剧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老舍说的“深入浅出”——“用顶通俗的话语去说很深的道理”（注：《我怎样学习语言》。）。

　　党和人民的嘉奖

　　话剧《龙须沟》写成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于一九五一年春公演，著名戏剧艺术家焦菊隐担任导演，著名演员于是之等扮演其中的主要人物。这个戏演出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兼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廖承志同志曾经给当时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李伯钊同志写信，祝贺《龙须沟》演出成功，信中说：“这个戏充满着爱、感情，并且每个人物都是有思想的，所创造的形象是真实的，言语是活生生的。”他认为，《龙须沟》的成功，“说明以北京为中心的戏剧运动的高涨的开始”。（注：廖承志：《贺〈龙须沟〉演出成功》，1951年3月1日《光明日报》。）李伯钊同志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龙须沟》倍加赞扬，她认为，《龙须沟》抓住“首都市政建设，应该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这个主题，“深刻地刻画了龙须沟的一群穷苦勤劳的老百姓，描写他们怎么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认识自己人民政府的过程。这个作品是人情和理智的高度结合，所以感动人也深。”（注：李伯钊：《看〈龙须沟〉》，1951年2月4日《人民日报》。）周扬同志写了《从〈龙须沟〉学习什么？》，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龙须沟》的成功经验。他指出：“这是一个好剧本。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文章号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向老舍学习，“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注：见1951年8月4日《人民日报》。）广大人民群众对《龙须沟》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态度。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黄文龙等三十二名工人，联名写给报纸编辑部的信，信中畅谈了他们观看《龙须沟》以后的感受和所受到的教育，工人们表示：“我们欢迎《龙须沟》，欢迎象《龙须沟》这样的作品。我们希望这个戏在城市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普遍上演，更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多地写出象《龙须沟》这样的作品来。”工人们的反应与愿望，说明《龙须沟》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