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64章

　　这是真正的传神之笔。它不光“传”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之“神”，也“传”了社会环境之“神”。从两个人的对话中，我们不难觉察当时社会政治形势正在变动之中：维新派领袖被杀头了，顽固派重又猖獗；维新派暂时失利，但是坚持维新立场的人，并不甘心于退出政治舞台。作家通过人物之间的几段平平常常的对话，却真实地揭示了如此复杂的社会面貌，这种既写人又写事，能够把人物性格刻划与社会环境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对话，真正具备以一当十的功能，非大手笔是写不出的。

　　其三，是幽默。《茶馆》的幽默感，是对同旧社会和对反动人物的讽刺联系在一起的。老舍曾经说，穷，使他好骂世，但是他的笑骂，“又不赶尽杀绝”（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这就看出，他不赞成把讽刺搞得太直、太露，而主张用语要委婉含蓄一些，以便给读者留有回味和思考的余地。这样做的结果，就产生了幽默。《茶馆》语言的幽默，也是融合着人物的行动，一起传达给读者的。二者的结合，往往能够创造出令人发笑而又耐人寻味的讽刺场面。在第二幕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宋恩子和吴祥子进茶馆之后，松二爷认出了这两个老式特务，赶紧上来请安，王利发受了感染，也请安，宋、吴二人愣住了，于是有下面的对话：

　　宋恩子 这是怎么啦？民国好几年了，怎么还请安？你们不会鞠躬吗？

　　松二爷 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不能不请安！

　　王利发 我也这样！我觉得请安比鞠躬更过瘾！

　　宋恩子、吴祥子的“灰大褂”，不仅没有因清王朝的灭亡而脱掉，反而在民国的统治下成了铁饭碗，这本身就是极富于讽刺意味的。松二爷、王利发以清朝的礼节待他们，更加强了事物原有的讽刺性。老舍进而又让松二爷和王利发以诙谐、风趣的语言回答宋恩子的问题，更不能不令人会心一笑。通过一笑，不仅使读者或观众得到了一次美感的享受，而且经过回味，可以使人明白一个道理：原来这两个黑暗时代有着内在的延续性。可见老舍的幽默所产生的讽刺效果是强烈而又严肃的。作家不只把幽默的语言赋予他所同情或支持的人物，有时也赋予他所否定或憎恶的人物。唐铁嘴、刘麻子、黄胖子、小二德子、小唐铁嘴、小刘麻子，甚至那个只露面一次，老把“好”说成“蒿”的沈处长，作家在刻划他们的时候，一方面注重语言的个性化，一方面则竭力使其语言生动而又可笑，让读者或观众在笑声中感到这批社会渣滓的可恶、可憎，领略幽默背后所显示出来的埋葬旧时代的严肃主题。唐铁嘴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逼真地暴露了他的无耻的嘴脸。他的无耻，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笑，这种笑是对这个丑恶、肮脏，完全丧失了自尊的民族败类的冷嘲与否定。在发笑之后，我们细一琢磨，又会从内心涌起一股苦痛，深深地感到“那时代帝国主义是多么狠毒，既拿走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就说明，老舍赋予反派人物的语言以幽默感，也是为了表达某种严肃的思想或内容。

　　以幽默的语言表达严肃的内容，寓庄于谐，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创造这种境界，是一个作家艺术成熟、风格成熟的表现。老舍是幽默大师，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幽默风格，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很值得研究和总结的。

　　《茶馆》的语言艺术不只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然而只就这几方面而言，却已充分见出老舍运用语言的高超与美妙。他所以能够取得这个成就，自然有赖于他的杰出的才能，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对于生活的熟悉与认识程度。他熟悉他所写的生活，并能运用先进的世界观，对生活进行科学的、深入的分析，从而取得独具慧眼的认识，因而他才能在语言运用上，驾轻就熟，举重若轻，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地。

　　不叫老套子捆住

　　建国以后，老舍写了十几部话剧，就创作时间看，《茶馆》处于中间阶段，但就艺术的完整性来说，《茶馆》是高峰。写于《茶馆》之前的《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写于《茶馆》之后的《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等，或者在反映生活的深度方面，或者在艺术表现的完整方面，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有的甚至因为“赶任务”，艺术上较为粗糙，连老舍自己也认为是失败的作品。为什么《茶馆》会取得成功，而那些在《茶馆》前后问世的几个剧本，却并未达到理想的艺术水平，甚至有的完全失败了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老舍借回答读者、观众问题之机，对《茶馆》的创作进行了一次简洁而又深刻的总结。他谈了写这个戏的目的，也谈到了《茶馆》在艺术构思、人物安排、剧情设计等方面的特点。其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象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重点系引者所加）

　　《茶馆》在一九五八年首次演出之后，就有人提出了所谓“缺少红线”的问题，于是接着就有老舍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种建议。建议自然是出于好意，但是并不可取。当时，文艺思想领域里的“左”的思潮，已经开始盛行，在那种气氛下，是很难进行反驳，也是不大容易说服他们的。但是老舍却公开作了答复，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坚持真理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艺术上的是非问题，本来就应当通过正常的磋商与争论加以解决，批评和反批评都应当允许。历史证明，老舍的态度是正确的。

　　我们还可以看出，老舍在答复那种建议时，是很讲道理的。他讲了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是剧情的安排，不应当脱离特定的主题。《茶馆》的主题是“葬送三个时代”，如果沿着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的线索去发展剧情，固然也可以写戏，但是那个主题就不是现在的主题了。二是艺术要创新，不能“叫老套子捆住”。老舍讲的这两点，含义很深。尤其是我们加着重点的那一句话，讲得很亲切，很谦虚，也很含蓄，同时它的针对性也是很强的。

　　老舍说的“新的尝试”，体现在《茶馆》的创作中，有丰富的内容。最重要的是题材选择问题。所谓“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也主要是指突破了题材问题上一些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束缚。众所周知，题材的选择是密切联系着作家的风格的，作家的艺术特长和创作个性的发挥，首先要受题材的制约与影响。再高明的作家，如果对他的描写对象是陌生的，也会在创作中感到束手无策。老舍说：“作家总是选择与他的创作风格一致的题材来写。我就写不出斗争比较强烈的戏。因为天性不是爱打架的人，而且又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从老舍的风趣、诙谐的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从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生活经历两个方面来确定自己应当写什么，不应当写什么的。这是完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作家如果对他们反映的事物，对他们描写的生活不熟悉，不能做到鲁迅说的“烂熟于心”（注：鲁迅：《〈出关〉的关》，《且介亭杂文末编》。），那就很难把复杂的现实关系写得真实可信，也很难使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当然也就失去了成长、发展的丰富土壤。因为，在写什么的问题上，最需要创造一种民主的气氛，使作家能够自由地施展自己的特长。老舍说：“谁写什么合适就写什么，不要强求一律。顺水推舟才能畅快。”（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他认为，这样做，每个作家就都能拿出自己的一招，发挥自己的特长了，“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一招来，也就百花齐放了”（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这个看法，完全符合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艺方针。《茶馆》所以取得成功，正在于老舍熟悉他所写的生活，熟悉他所写的人物，熟悉人物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这的确是一次“畅快”的创作。在著名的广州会议上，老舍曾经以讲人物语言为例，意味深长地将《茶馆》和《青年突击队》作过一个对比，他说：

　　在《茶馆》的第一幕里，我一下子介绍出二十几个人。这一幕并不长，不许每个人说很多的话。可是据说在上演时，这一幕的效果相当好。相反地，在我的最失败的戏《青年突击队》里，我叫男女工人都说了不少的话，可是似乎一共没有几句足以感动听众的。人物都说了不少的话，听众可是没见到一个工人。原因何在，就是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象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里那几十分钟里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