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65章

　　反之，在《青年突击队》里，人物所说的差不多都是我临时在工地上借来的，我并没给他们批过“八字儿”。那些话只是话，没有生命的话，没有性格的话。（注：《戏剧语言》。）

　　这里讲的主要是语言，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明，作家对他所选择的题材熟悉与否，往往成为创作成败的关键。

　　老舍是著名的“北京通”，他对旧时代的北京社会，尤其是对北京市民生活，有极为透彻的了解。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注：《三年写作自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应当说，这是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试看，《茶馆》里的几十个人物，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一应俱全，老舍居然可以给每个人批“八字儿”，这是何等深厚的生活积累啊。正因为有雄厚的生活积累作后盾，所以老舍在《茶馆》的艺术构思上，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这些尝试包括：他把中国近代社会五十年的历史变迁，集中概括在短短的三幕戏中，而且通过简洁、生动地勾画，能使观众领略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病态社会的清晰发展轮廓；他把戏剧场面巧妙地安排在一个茶馆里，使众多的人物在这个“小社会”里离合、纠葛、演化，以他们各自独特的命运，反映社会的变迁，他没有正面去写政治问题，然而各类人物的命运，甚至茶馆在外部布置上的演变，无不从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这就既写了政治，又避免了说教，而且通过逼真的戏剧场面和人物的活动，勾勒了栩栩如生的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在结构上，他没有安排贯穿始终的中心事件，也并不重故事性，而是把重点放在写人上，并且不是写一个人，是写众多人物的命运及其相互关系。一个接一个的小故事，一个接一个的生活片断，看来似乎松散，却在“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制约下，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构成了“形散神不散”的独特而又完整的艺术结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尝试，的确“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显示了老舍的艺术创新精神。《茶馆》的艺术创新，丰富了话剧的艺术表现力，从题材选择、人物刻划以至语言、技巧等方面，它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现代话剧艺术发展史上，《茶馆》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承上启下开辟一个艺术新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巨大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艺术影响，必将愈来愈明显，它的顽强而又活泼的艺术生命力是不朽的。

　　第二十一章 力能扛鼎的压卷之作——《正红旗下》

　　一个鸿篇巨制的开头

　　《正红旗下》是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据老舍的挚友罗常培先生在《我与老舍》一文中透露，早在三十年代，老舍就曾经计划写一部以清末北京社会为背景的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并着手搜集过一些材料。但是这部小说，竟然迟迟不能动笔，一直拖了近三十年。

　　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文协”领导工作的老舍，以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全力制作能够激励人民的抗日情绪的“抗战文艺”，自然是不会动笔写自传体小说的。后来到了美国，又无法进行必要的材料搜集。建国初期，老舍由美国回来，应当说，动笔写这部酝酿已久的作品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了。然而回国之后，新的生活一下子吸引了老舍的全部注意力，面对北京的巨变和人民的翻身解放，老舍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激情，他以歌颂新中国为主题，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涯，自传体小说的写作，又拖了下来。后来，文艺领域里的“左”的思潮逐渐抬头，正常的民主的创作气氛，受到了干扰和破坏，直到六十年代初，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题材的多样化问题，得到了提倡，这时，蓄藏在老舍心中三十年的创作欲望，才重又萌发，并且愈来愈强烈地冲击着作家的情绪。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相继就文艺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老舍触动很大。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民主作风不够”的问题，批评了“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错误做法，并且提出，作家完全可以自由选择题材。周总理的讲话，对老舍创作《正红旗下》，直接产生了推动与鼓舞力量。大约在一九六一年底，老舍开始动笔了。他写得非常用心，也许是由于多年写剧本的原因，重新写起小说来，他甚至觉得有点吃力。一九六二年三月，老舍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著名的广州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近来，我正在写小说，受罪不小，要什么字都须想好久。”（注：老舍的这个发言即《戏剧语言》一文。）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他正在写《正红旗下》。

　　创作是辛苦的，同时也包含着欢乐。小说本身所带有的自叙传性质，以及它的长达几十年的构思和酝酿，都会使作家在创作时，感到畅快。可惜，和痛苦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畅快之感未持续下去。大约就在动笔的半年多之后，作家停笔了。关于老舍停笔的原因，胡洁青在《写在〈正红旗下〉前面》一文中，有过分析，她是这样讲的：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那位“理论权威”（即康生——引者）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涉及面极广的错案，株连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这股现代文字狱妖风一起，传记小说这个体裁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

　　转过年来，张春桥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并难不住老舍，谁都知道，十几年来，他写了大量描写新人新事的作品。然而，这个口号的发明者名曰“大写十三年”，实则扼杀“双百”方针，一串又一串禁令接踵而来，象《正红旗下》这类作品只好不写，束之高阁。

　　我想，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正红旗下》停写了，林彪、康生、“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却不曾停止，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疯狂地对大批作家、艺术家进行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老舍被他们害死了，冷落在老舍书桌抽屉里的《正红旗下》，再也不可能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写了十一章、仅仅八万字的《正红旗下》，显然只是作家构思中的鸿篇巨制的一个开头，它永远只能是一个开头了！如果说，十年内乱是时代的大悲剧，那么，《正红旗下》的遭遇，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然而，悲剧的时代，终于通过人民的力量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一部《正红旗下》，却再也不可能有完整的面貌了。就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损失的惨重性，是难以估量的。

　　清末社会的一面镜子

　　尽管《正红旗下》只是一部长篇作品的开头，矛盾冲突还未全面展开，已出场的某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可能还会有所发展，然而就现有的十一章而言，已经显示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反映了老舍晚年创作风格的成熟与发展。它的成功，首先表现在，作家在描绘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时，既注意社会背景的广阔性，又注意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广中求深，深中有广，使小说在反映生活上，具有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小说重点写清朝末年北京中下层旗人的生活。通过对几个不同类型的旗人家庭的描绘，相当广泛地触及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撮其要者，即有：

　　（一）“八旗”生计问题。八旗是清代满族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按着这种制度，旗人只能当兵，保卫皇朝，不准离开本旗，不准出京，不准自谋生计。凡当兵的，都可以吃一份钱粮（俗称“铁杆庄稼”）。老舍在小说中写道：“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钱粮，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到了清朝末年，八旗制度的腐朽、落后，表现得越发明显。“我”的父亲，是一位“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的旗兵，每月饷银三两，“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全家生活无法维持，母亲想在外面揽一些活计诸如洗衣裳之类，也被以顾全旗人“体面”为理由，加以制止。这样，“我”的全家，便“觉得脖子上仿佛有根绳子，越勒越紧”，广大穷旗兵的清贫、困苦的生活境遇，于此可见一斑。八旗制度的腐朽还表现在，它貌似严格，实则组织十分涣散，尤其是统领旗兵的各级军官，大都不务正业，根本不会带兵与打仗。大姐公公是佐领，大姐丈夫是骁骑校，每月都可以领到较为优厚的饷银，但是他们从不练习骑马射箭，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了吃喝玩乐之上。“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