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疑案》第239章

　　对这个指控去量刑定罪，若依法办事就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没有事实就不能定罪，这是法律的基本常识，即使有犯罪企图，但最终没有形成犯罪事实就不能定罪。在“９.１３”事件中，毛泽东没有受到一处伤害，林彪也没有当上国家主席，这两条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毛泽东、邓小平是根据什么事实来给林彪定罪？而且还能据此叛处“四大金刚”近２０年的徒刑。

　　用同样的道理，林彪虽然到了蒙古，但事实上没有到达苏联，“企图叛逃苏联”是凭空假设出来的，毫无事实根据，用虚假的事实来量刑定罪是不合法的。很显然，以“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

　　的罪名来处置林彪集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永远都不可能令人信服的。

　　另外，最值得质疑的就是对和林彪一起叛逃的四位２５６号机组人员：潘景寅、李平、张延奎、邰起良，不知道依据什么证据，就否认他们是帮助林彪叛逃的帮凶，还分别颁发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由此可见，官方以假设的证据去分析定案，都经不起推敲，是站不住脚的。下面就是给潘景寅家属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其它机组三人同）：

　　潘景寅同志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３日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量刑定罪，官方举证的疑点实在太多，前后矛盾极端对立。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林彪死亡的真相只有一个而别无其它。因此，笔者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借鉴中共官方和世面上流传的各种“说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行径，斗胆地谈点个人看法。

　　有结果必有原因

　　“９.１３”事件是正、副两个统帅之间的斗争结果，一个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另一个大权在握而稳坐北京；一个从此身败名裂，另一个又一次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个结果真是如此吗？其实，这劫中定数都局限在一个简单的表面上。有结果必有原因，有原因必有结果，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不去分析斗争的起因，不了解二人的关系演变史，不掌握当时千变万化的国内、国际政治局势，仅凭空猜测，是无法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的。为了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我想应该从起因谈起，这首先就要了解毛、林二人在历史上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又是怎么变成最亲密的战友？在这期间他们二人都在想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事情？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找出他们为什么会反目为敌的真实起因，才能得出一个真实的“９.１３”结果。

　　对毛泽东一生的丰功伟绩，由于被中共官方宣传了几十年，已经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所以本人就以林彪的一生为主线，结合二人关系的演变史，先回顾一下难忘的多灾多难的那几年历史——难忘的岁月（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

　　创建时间：2004-12-30

　　三、难忘的岁月（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

　　毛泽东和林彪可不是两个一般的普通人。他们双双把持着中共政坛，领导着占世界１/４的人口，主宰着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他们的一举一动，对国内，乃至国际局势，都会产生出极大的影响。

　　在“九大”以后的两年间，他俩的关系由亲密战友演变成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敌。因此，先回顾一下这几年的历史，研究一下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就能从这些事件中摸索出一些值得研讨的东西，才能将一些断断续续的线索连贯起来，才能将杂乱无章的头绪整理清楚，这对弄清事件的真相是不可缺少的一步。

　　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２年，笔者根据这５年发生的一系列的人和事，分别按“中共国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关系方面”、“中美关系方面”和“中日关系方面”五个方面作了简单的归类，希望通过列举出来的这些历史事实，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来深入了解“９.１３”事件的真实起因。

　　(一)、中共国内方面

　　１９６８年９月１日，随着新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全国（除台湾省外）２９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委会，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高潮出现，文革运动迅速转入消退期。

　　９月１２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使在文革中能幸存下来的大批“知识分子”，以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名义，分别被安排到了农村、工厂，去接受再教育。同期，为了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广大干部为了能有重新学习的机会，文革里的领导骨干们被兼学别样地安置到专门准备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干校”。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说了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使曾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和广大城市待业青年，去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基本全被农村消化完毕。此时，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由轰轰烈烈的“武斗造反”转变成安安静静“吃忆苦饭、读红宝书”的“文斗”方式，中华大地再次出现政治形势稳定的社会局面。

　　１０月１３-３１日，中共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６日-３月２４日，新成立的国家计委在北京筹备召开了“全国计划座谈会”，会上出台了《１９６９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其中规定了５项主要任务：１、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１-４卷２０００万部；大力发展广播事业，动员４０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２、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３、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４、安排好轻工市场；继续提倡完婚和计划生育。５、继续狠抓交通运输工作。对这个计划纲要的实施，是中共政局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转入经济建设的一个明显信号。

　　３月，为迎接中共九大的胜利召开，先由林彪、陈伯达起草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要求全党应集中精力发展生产，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篇报告在毛泽东审定时被推倒重来，其后改由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起草了正式的政治报告。４月１-２４日，中共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在会上作了张春桥等人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报告，大会确立把“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以此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同时，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中共党章。

　　６月９日，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在北京去世。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去世。１１月３０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在合肥去世。

　　１０月１７日，林彪在苏州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林副统帅第一号令”。

　　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时年２７岁。

　　４月２４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重１７３公斤，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４３９公里，最远点２３８４公里，卫星用２０００９兆周的频率播放《东方红》乐曲。

　　８月２３日-９月６日，中共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周恩来、康生、陈毅、汪东兴、许世友、钱学森、郭沫若等几乎所有的代表都赞同设立国家主席。８月２５日，毛泽东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指出陈伯达有野心，责令收回华北组第２号演示文稿。会后，陈伯达受到彻底批判。林彪曾于４月１１日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９月２３日，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在全国推广既抓阶级斗争，又抓农田生产的大寨经验。

　　１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由上而下的“批陈整风”运动全面开展。

　　１２月，北京军区改组。这是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在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同时宣布的中央决定。

　　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自此“批陈整风”运动在中共各级机关逐步传达。

　　４月，毛泽东指派李先念参加由林彪负责的中央军委办事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