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周总理汇报(2)
我首先汇报蒙方对中国飞机失事事件的态度和双方会谈的经过。总理听完,头仰枕在沙发上,半思索半自语地归纳蒙方态度的特点,然后抬起头来朝向我:
“就是说蒙方还是比较友好的?”
“是的,从几年来中蒙关系看,这次是比较友好的。”我回答。
“好吧。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总理问。
“我标了一张现场位置图”。我说着就跟着总理站起来,走向那张方藤桌,把这幅二百万分之一的地图摊开,外交部的几位领导也围过来观看。我指着地图上标出的红圈,讲苏布拉嘎盆地位置,及其与温都尔汗、乌兰巴托、我国国界的距离。
总理问:“离伊尔库次克多远?”我答直线距离七百多公里。
“我国的山海关在哪个方向?”我回答说在图的右下角。
“多伦呢?贝勒庙呢?”我指出了这两个点在地图上的位置。
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画,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而不是由东北飞进关内,这绝对不会是迷航,而是叛逃,可能机组人员里有叛徒。
回到座位刚刚坐定,从门外进来几个人,第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第二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第三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我站了起来,总理只向我介绍了李主任。我注意到,李主任穿的是一套布军装,脚上穿着一双浅口布鞋,而邝局长和吴司令都穿的确良军装和皮鞋,整整齐齐。这时,已是9月22日凌晨1点钟了。
“好吧,你继续汇报吧。”总理说。
我开始讲失事飞机的情况。当我讲到飞机肚子擦草皮着陆时,邝任农插话:“软地面不能放起落架,放了起落架就会像钉子一样扎进地面,飞机要翻筋斗的。”总理马上制止了他的插话。我借机仔细看了看刚进来的三位领导,李德生主任和邝任农局长都神态自若,而吴法宪司令却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加上穿得很板正的军装,人又那么矮胖,像个塑在座位上的泥胎。
我按提纲讲下去,总理似乎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我随即放慢了语调,他马上轻微地晃了晃头,眨了一下眼睛,又神采奕奕地听着。这一瞬间,我看到了总理面容上堆集的疲劳和憔悴。后来得知,不仅“文化大革命”这几年几乎熬干了他的心血,而且这一次从9月12日下午,一直到14日下午接到驻蒙古使馆关于机毁人亡的电报,总共五十多个小时基本上没有合过眼,此后睡眠也很少,这怎么不令人心力交瘁呀!何况总理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我讲到机翼根部那个大洞,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没有穿透,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难下结论。总理点了点头说:“这个要好好研究研究。”我一面讲一面把相关的照片递给总理,他看后分成两叠放着,还不时地在有的照片后面用铅笔做了注记。我拿起一张照片,汇报说这是飞机上一床标有PIA字样的小型毛毯,估计缩写字是巴基斯坦国际航空。总理点头说:“对,是巴航。”我当时理解是这架飞机去过巴基斯坦,后来才知道这架飞机与其他几架“三叉戟”飞机一起是从巴基斯坦买回来的。
总理的关注(1)
总理的关注
当我讲到死难者尸体时,已接近22日凌晨2点钟,总理精神异常贯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我按编号一具具尸体详细讲,他一张张照片仔细看,有时还戴上花镜反复看,其中有几张照片他看了之后,眉毛一挑,头微微一偏,像是一种比较欣赏和满意的动作。我当时想这难道是认为照片拍得不错吗?他把这些照片全部看过一遍,然后拢在一起,用曲别针别起来,并附上纸条写上一些字。我递给他我们在现场坟堆前默哀的照片,他看也不看就放到另一叠里。我愈加感到死难者中间有问题,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个大人物。
最后,汇报死难者的遗物情况。总理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到那个写得乱七八糟的拍纸本,总理问写的什么内容,我说看不懂。总理看照片,因为拍照时已近黄昏光线不足,字迹分辨不大清楚,他似乎感到失望,但仍然把它和死难者尸体照片放在一起。当我讲到现场发现一个含有机密内容的铅印小册子,总理特别注意,让我讲具体一些。我列举了书中提到的几项国防新产品的研制,总理态度变得严峻起来,问我为什么不把它拿回来?我说视察现场前,双方达成协议,现场物品只看不取,蒙方最后一并移交。总理的口吻严厉而带焦躁,批评说:“对国家机密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应当誓死保卫嘛!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看到国家机密处于危险之中,应该不应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卫?”我屏息地听着,想解释一下我曾让小沈去取回,被蒙方人员阻止,但没敢开口。我感到汗颜和后悔,我干吗那么机械地遵守双方的那个协议呢?如果当场察看时顺手装到兜里,蒙方人员也不敢搜身索要。问题在于我没有这个警惕性,没意识到机上人员中可能有叛徒,而在现场的文字材料方面下功夫。等到总理的语气缓和下来,我继续讲这个小册子,说到这个小册子有残存的红塑料皮,内文前有“各位首长和同志们”,最后有括号里的“长时间热烈鼓掌”,像是一个讲用报告。总理听了乐起来,哈哈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早讲清楚这一点?!这个小册子我知道,我这里还有一本,回头可以给你看看。”顺手就把有关这个小册子的照片扔到另一叠上。
总理为什么如此关注飞机上是否有机密文件呢?后来才知道,叶群和林立果决定外逃前,早已把国家高度机密文件,装满了整整一架直升机,在三叉戟256号专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它也从京郊沙河机场向蒙古方向飞去。但是,这架直升机9月13日晨被迫降在北京附近的怀柔县境内,文件没有受到损失。然而,叶群在北戴河还保有一套中央和军委的绝密文件,有没有带走呢?他们叛逃以后才发现,叶群专用的小轿车的后备箱里,摆着一个装满文件的皮箱,只是因为他们奔往山海关机场时十分仓皇,没有来得及把这辆车同时开去。那么,他们随身带没带机密文件呢?谁也不清楚,因为时间刚刚过去短短一个星期,掌管文件的部门来不及彻底清查核对。总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当然要十分重视现场有没有机密文件。“九一三”之后,国内向使馆发的第一个电报,就提到“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而我在视察现场时,囿于“中国民航飞机失事坠毁”的概念,把重点放在失事飞机上,对文字材料察看追究不够。
整个汇报结束时,已经是22日凌晨3点多钟。总理指着我对外交部领导讲,他刚回国就来汇报,搞得这么晚,够累了,带他吃夜宵,然后让他早早回去休息。接着又对我说,以后有事找李耀文同志。我心里想,能在总理身边再多呆一会儿该多好啊!但看到总理还要同在座的人讨论什么,我就赶快退出厅来。
王海容带我在厅旁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服务员端来鸡丝挂面,还有两片哈密瓜。王海容亲切地说:“怎么样?累了,饿了吧?快吃一点,不够吃可以向服务员再要。”这时,我才感到真正的累了,饿了。吃了夜宵,王海容让我同她一起,把蒙方提出的两份《纪要》稿子各抄写一份,她一再提醒我字要写得大一些。后来听说,这份稿子和那些照片,总理亲自送给了住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的毛主席。在同王海容的接触中,我不得不纠正开始时的印象,事实证明她挺平易近人,架子并不大。
抄完《纪要》稿子,又呆了好大一会儿,外交部几位领导从福建厅出来,坐在走廊尽头一张方桌旁,韩念龙副部长亲自执笔起草给驻蒙古使馆的指示电,李耀文军代表把我叫过去参加。韩副部长提笔开头写:“请许大使即约见蒙古外长”,我插话说蒙古外长到联合国开会去了,不在乌市,是否写约见副外长?韩有点不耐烦地说:“那,大使会知道的!”李代表立即建议:“还是按孙秘书意见写比较确切,另外是否提一下孙和译员都已回到北京?”
总理的关注(2)
电报的大意是,请许大使约见蒙古副外长,说奉政府指示,讲明9月13日2时左右,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自行坠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在寻找飞机残骸、埋葬死难者遗体和清理死难者遗物等方面所给予的协助,中国政府表示深切的谢意。应死难者家属请求,中国政府决定把九具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为此,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并希望蒙古有关单位将死难者所有遗物交还我方。
电报还对继续会谈《现场调查纪要》问题做了指示:如蒙方不同意写“民航飞机”,可同意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飞机”;如蒙方坚持“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可改为“失事飞机是有中国军事人员乘坐的中国飞机”;在“双方商定不进行法医解剖而埋葬”一句后,应提议加上“待运回国内”;在“其中有些东西,由地方部门保管着”一句后,应提议加上“将由蒙古政府归还中国政府”。